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幾十年潛心考古發掘與研究—— 探秘周原遺址的「三重城」(賡續歷史文脈·考古故事) 人物小傳 種建榮,1972年生,陝西渭南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考古博物館)黨委書記、院(館)長,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他先後主持或參與周原、周公廟、清澗辛莊、澄城劉家窪遺址等考古項目30餘項,其中5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岐山兩縣的交界處,有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這裡面積達30平方千米,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先周、西周時期遺址,也是周原考古隊領隊種建榮傾注半生心血的地方。 對種建榮來說,「周原遺址」像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 找 城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周原」一詞,在古代文獻中作為周人崛起的都城曾多次出現。據文獻記載,3000多年前,居住在豳(今陝西省彬州市、旬邑縣西南一帶)的姬姓部落,在首領古公亶父的率領下,舉族遷徙到「岐下」,他們將這片肥沃的土地稱為「周原」。周人在這裡積蓄力量,最終覆滅了商朝。 種建榮介紹,周代與商代文明路徑迥異。商代以武力徵服四方,周代則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文化、民族、體制的認同,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種建榮說。 找到傳說中的「周人聖地」,成為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石璋如根據文獻記載的大致位置展開田野調查,由此揭開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03年,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範,讓周原遺址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5年,考古隊整合多年成果,包括鳳雛建築群等重要發現,以及系統揭示的周原水網體系,讓周原遺址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然而,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縈繞在周原考古人心頭。「都邑,肯定要有城嘛。」種建榮說,「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找城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使命。」 2020年,考古隊在分析王家溝水庫區域航拍影像時,發現了重要線索:周原地勢北高南低,水系多呈南北走向,而王家溝一條支流卻呈現出異常的東西向直角轉折。他們對照圖紙實地勘測,發現北邊還有一條平行的水渠,與直角部分形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區域。一個想法隨即在種建榮腦海中閃過——這會不會是環繞在城外的城壕? 「如果這是城壕,裡面肯定有牆!」種建榮帶領隊員們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座「小城」。考古隊循著「小城」城牆的方向向外探查,發現西牆和北牆都有向外延伸的跡象。經過勘探,一座規模更大的外城逐漸顯現,這就是後來確認的「大城」。 在對「小城」內部進行精細鑽探時,考古隊又發現了一道東西向的牆和兩道南北向的牆,在「小城」北部合圍成方形。他們將這座新發現的「小小城」稱為「宮城」。至此,周原遺址「宮城—小城—大城」的三重城垣結構完整呈現。憑藉這一發現,「周原遺址」在今年年初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圓了幾代周原考古人的夢!」種建榮說。 破 局 「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提到和周原結緣,種建榮說:「我小時候想當警察,大學期間陰差陽錯被調劑到歷史系,那時心裡不太樂意。」1996年9月,種建榮畢業後進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有一次去考古工地現場,他發現考古有點像破案——根據發掘到的零散信息,對照文獻尋找答案,推理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他瞬間來了興趣,不久便主動申請加入考古隊。 2002年,種建榮加入周原考古隊。他回憶,世紀之交,儘管周原考古積累了一定成果,卻缺少能夠確證這裡是文獻記載中古公亶父所遷「周原」的決定性證據。一名考古隊員坦言:「很多學者認為這裡不是文獻記載中的都城,而是某個異姓貴族的家族採邑。」考古隊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發掘了幾十年,這裡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面對周原性質難以判定的困局,考古隊決定到田野間找答案。從研究角度看,需要關注的應該是這附近的同時期遺址。綜合判斷後,考古隊覺得周公廟符合條件。自2004年起,周原考古隊重點開展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考古證實,周公廟遺址正是周公家族的採邑所在,但規模遠不及周原。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的家族採邑規模應該很大,或者說僅次於「都城」。如果周公廟規模遠不及周原,那周原很大可能就是「都城」。這一發現重新堅定了考古隊對周原的信心,中斷多年後,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周原。 「重返周原」後,周原考古工作迎來了全新局面。團隊將遺址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研究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還結合手工業考古和實驗室考古成果,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 多年積累終於在2020年迎來重大突破。自這年起,周原南部區域陸續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美陽」「美亭」字樣的陶器。《漢書·地理志》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也就是說,當年古公亶父所遷之地,可能就在漢代的美陽縣。因為陶質的東西,在當時不會經過太遠距離的運輸。此次出土陶器上的「美陽」字樣,或許能成為「周原即漢代美陽」的有力佐證。 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王家嘴區域的發掘中。2020年至2022年,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一座建築面積2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這是目前所見先周時期最大的宮殿建築遺存,這個周人曾經修建的高等級建築,為「周原遺址」就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提供了關鍵證據。種建榮說:「考古學主要講證據鏈,當許多線索指向同一個地方,就可以達成共識了。」 接 續 「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如果從石璋如先生算起,到我這裡,應該都算四代或四代半周原考古人了。」種建榮說。如今,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建新的考古團隊,正在接力發掘。「我們住在一塊兒,一起發掘,共享成果。」青年考古隊員閆永強說。 目前,團隊成員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除正式隊員外,團隊還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前來實習。 別看這些年輕人愛鬧愛笑,工作起來個個都很較真。剛挖出一座墓葬、正在記錄人骨形狀的王昱霖,是剛畢業的95後女生;在實驗室專注做植物遺存鑑定的周輝也是女生,去年碩士畢業來到這裡。當被問及男女生是否有室內室外的分工時,她們回答:「雖然各有分工,但都要參與田野發掘。」周輝說:「野外的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那種發現歷史遺存的震撼,用任何語言都難以形容。」去年入職的閆永強,今年「五一」假期剛結婚,婚後很快就回到了考古基地。他說:「媳婦兒支持我工作,也理解我。」 面對這些年輕隊員,種建榮很欣慰。他說,如果還有什麼需要告訴他們的,那就是:「一寸一寸丈量,一寸一寸發現,這是我們共同的堅持。」 烈日炎炎,接受完採訪後,考古隊員又拿上手鏟,戴上草帽,前往各自的探方。 延伸閱讀 周原遺址田野考古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周原遺址位於關中平原西部,今陝西寶雞市岐山、扶風兩縣北部的交界地帶,是目前所知遺存最豐富的先周文化遺址、面積最大的西周遺址。在這裡,當時的人們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發展壯大,最終建立了西周王朝。 周原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40年代石璋如先生的調查,至今已有80餘年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周原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遺址範圍和內涵進行初步了解,明確了周原遺址的重要價值;1999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較為詳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2012年起,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導下展開;2020年至今,周原遺址在王家嘴發現了一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築,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蹟的空白,並發現了布局方正、規劃嚴謹的三重城垣。 人民日報客戶端 《國家人文歷史》記者 胡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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