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怎麼理解「情」？
2026-01-31 23:29 3,675次浏览近日，有網友爆料，福建泉州一家餐飲店老闆多次在外賣平臺以「會得癌」回懟顧客的差評。此事引發網絡熱議。 網帖顯示，涉事店鋪為泉州石獅當地一家售賣傳統特色小吃的餐飲店，可堂食或外賣。 在外賣20條差評中，商家針對其中兩條提出「煎包有問題」「餃子好鹹」的差評分別回覆： 上遊新聞記者了解到，這並非涉事商鋪老闆第一次辱罵詛咒顧客。 網友們認為，作為餐飲商家態度如此極端很影響觀感，也產生了對食品安全的擔憂。也有網友指出，老闆是針對「惡意評價」才做此言論，不必上綱上線，萬一存在不當商業競爭呢？ 記者致電涉事店鋪了解此事。店鋪老闆申女士(化名)告訴記者，網帖發酵後，近一周以來店鋪的兩個公開電話已被打爆，嚴重影響了正常經營。 為何會以「要得癌」回復差評？申女士解釋，她認為那是惡意差評，故意搞破壞的評價。「(他們)想把我們的店搞倒閉。」針對店方是否存在辱罵顧客、詛咒顧客的情況，申女士並未正面回復，只回答：「我們在這裡開了八九年了，有問題我們還能開下去嗎？」 針對此事，該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回應記者，對於有問題的商家，平臺不會包庇縱容。該工作人員明確表示，平臺不允許商家以這樣的態度辱罵用戶。目前有顧客持續兩年一直反饋該商家言語不當，對此該工作人員表示，「我們這邊馬上會有商家檢查組的同事前去核實。如果屬實，會對商家進行一個(扣)違約金的處罰。後續商家若沒有任何改進，平臺會考慮取消合作關係。」 記者注意到，如今，商家兩條回復已被摺疊，無法看到。 因差評而產生的糾紛時有發生 近年來，消費者與商家之間因差評而產生的糾紛時有發生。 各地發布的典型案例，既有消費者的合理批評得到法院支持而贏得官司，也有消費者被法院認定為惡意差評而追究其責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曾關注到，當下，在外賣、二手交易等線上平臺，由於買賣雙方各執一詞，有年輕人化身「賽博判官」(在一些網絡平臺上受邀評判評論合理性、交易糾紛等的大眾評審員——記者注)，面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場面，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消費者享有對商品和服務以及保護消費者權益工作進行監督的權利。」該法第十七條規定，「經營者應當聽取消費者對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的意見，接受消費者的監督。」 上述法條分別從消費者權利、經營者義務的角度確定了消費者對經營者的商品或服務具有監督的權利。 人民法院報提醒，對商品或服務進行評價乃至批評，相較於監督而言，其對經營者的影響程度更輕，更應得到法律保護。經營者應容忍消費者的非惡意差評，把消費者的評價權、監督權視為鞭策和激勵，有針對性地採取改進措施，不斷提高商品和服務質量。 網絡截圖 消費者在消費後進行評價是行使正當權利的體現，應把握好評價的分寸和尺度，要基於事實發表對商品或服務的評價，不惡意詆毀，不侮辱、誹謗等。 對此，你怎麼看？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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