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備註」法拍房二次拍賣，近萬人圍觀僅1人報名參拍
2025-12-09 22:39 3,246次浏览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走進長寧區華陽路街道第三綜合網格的陶安小區，抬頭望去，湛藍天空下是整潔的樓棟外牆，清風拂過帶來陣陣愜意。誰能想到，這個清爽敞亮的售後公房小區，三個多月前還被密密麻麻的架空線纜纏繞，如一張巨大的「蜘蛛網」橫亙在樓棟之間，既礙眼又藏著安全隱患。而這翻天覆地變化的背後，是一場治理困局的突圍。基層治理遭遇「九龍治水」困局陶安小區始建於20世紀90年代，10棟居民樓裡住著193戶近400位居民。「這『網』，我們盼著拆好多年了。」業委會主任胡錫祺提起曾經的「蛛網」滿是無奈。樓棟外牆上各類線纜盤根錯節，不僅成了視覺「牛皮癬」，風吹日曬後垂落的線纜更成了懸在頭頂的安全隱患。居民的抱怨早已通過「四百」大走訪傳到社區，但難題遲遲無解。「一根線背後牽扯著公安、供電、三大通信商等多個主體。」陶家宅居委會主任吳江遠坦言，過去社區想管卻沒抓手，只能挨個打電話請部門來現場，可往往是A說歸B管，B等C規劃，一圈溝通下來問題又回到原點。這種「九龍治水、各管一段」的治理碎片化，讓「蛛網之困」在小區盤踞數年。基層幹部大量精力耗在跨部門協調上，居民看著懸而未決的問題心有不甘，社區工作者也倍感乏力。直到黨建引領「多格合一」機制的推進，才為破解這一難題帶來轉機。 3號樓改造前 3號樓改造後聚合力，分散的「指頭」攥成有力的「拳頭」華陽路街道以「多格合一」為契機，打破條塊壁壘，構建「一核四維、力量融合」的網格運行新機制，陶安小區成為首批「試驗田」。「一核統領」吹響協同「集結號」。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擔任第三綜合網格長，啟動網格黨建聯席會議，依託「吹哨報到」機制召集長寧區房管局、公安分局、供電公司、通信運營商及街道相關部門、社區、物業、業委會等多方力量，在小區現場召開辦公會。「隔空對話」變「把脈會診」，很快達成「政府主導、多方協同、入管入網、清理收歸」的共識，過去分散的「指頭」攥成了有力的「拳頭」。社區幹部的角色也悄然轉變。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朱必贇不再疲於請示匯報，轉而成為監督員，直接對接施工方推進進度。網格站建立「問題處置清單」機制，通過「雙周一碰、一事一議」推動問題閉環銷號。同時，「四百」大走訪聚焦源頭減量，社區幹部從「救火隊」回歸服務本職，深入樓棟傾聽居民意見。工程方案形成後，居民區黨總支通過「陶粟鄰議事會」召開居民座談會，線纜走向、埋管位置、施工時間等細節全程聽取民意。一支由黨員、退休幹部、樓組長組成的「居民監督小組」每日巡查，既盯工程質量，又向居民答疑解惑，最終實現施工全程居民「零投訴」。5號樓改造前 5號樓改造後治理效能升級今年5月，陶安小區的「蜘蛛網」被徹底清除，地下管線統一排布，天空重歸清朗。這場「微更新」帶來的不僅是顏值提升，更彰顯了治理效能的「級數」躍升。小區的紅色業委會更是借「蛛網入地」行動，釐清矛盾、公開成本，推動物業費調價方案，贏得近八成業主支持，建立起「按質論價」的長效機制。數據顯示，第三綜合網格市民熱線萬人工單量從3月的20.64降至6月的1.97，降幅達90.46%，解決率和滿意率雙提升。基層治理從「救火隊」式被動應對，蛻變為「聯合艦隊」式主動作為。「現在我們敢直面難題了，背後有『一張網』支撐。」社區幹部們的狀態煥然一新，從「疲於奔命」到「遊刃有餘」，幹事創業熱情被極大激發。「以前覺得這事兒不可能解決，沒想到真辦成了！」居民的獲得感更為真切，一位在小區居住三十餘年的老人仰望著久違的清爽天際感慨，「天清爽了，心裡也亮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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