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口岸開啟2025年母港郵輪秋冬新航季
2025-11-30 09:00 4,653次浏览武漢8月5日電 題：中國如何拯救極度瀕危長江江豚？ ——專訪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 記者 馬芙蓉 今年7月，世界首頭人工繁育的長江江豚「淘淘」迎來20歲生日，這是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歷程中又一代表性標誌。 作為中國特有淡水鯨類動物，長江江豚曾陷入種群持續衰退困境。經採取保護措施，終於迎來止跌回升的轉變。 飼養員為長江江豚「淘淘」餵食(資料圖)。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長江江豚種群得到怎樣的保護？世界上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鯨類？中國的保護經驗有何世界性啟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日前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長江江豚是長江生態「晴雨表」？其種群數量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王丁：長江江豚俗稱「江豬」，形似海豚，主要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幹流、部分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大型通江湖泊，是長江中現存唯一鯨類動物。 長江江豚以小型魚類為食，處於長江生態系統食物鏈頂端，加之對河床、岸線、水質、噪聲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其種群分布及數量變化，可以直觀反映長江生態環境和魚類資源變化，是衡量長江生態的「晴雨表」。 20世紀90年代初，長江江豚約3600頭。後來，受水域汙染、航運幹擾、過度捕撈等帶來的棲息地破壞、餌料減少等影響，2012年僅剩約1045頭。2013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其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2016年1月，中國提出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據2017年科考結果，其種群約為1012頭，與2012年相比，儘管數量依然有所下降，但是大幅下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 此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頒布實施，長江十年禁漁、長江岸線生態修復等系列措施落實，長江江豚身影頻現。2022年科考結果顯示，其種群約為1249頭，這是有監測記錄以來首次實現止跌回升。 2021年9月3日，江西南昌，幾隻野生長江江豚在贛江水域暢遊。記者 劉佔昆 攝 記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探索建立了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飼養繁育三大保護策略。三大保護策略在長江江豚保護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丁：三大保護策略相互支撐、協同聯動，既讓長江江豚等得起生態變好，又構建起物種存續的多重保障。 就地保護即在長江江豚分布相對密集的水域建立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在長江幹流及洞庭湖、鄱陽湖已建立8個就地保護區，保護區長度佔長江中下遊長度的30%以上。 遷地保護承擔「保種備份」功能，即將長江江豚遷入與長江生態環境相似的封閉或半封閉水域進行專門保護，待長江環境改善後再放歸。如今，中國已建立3個自然遷地保護種群和1個半自然遷地保護種群，長江江豚數量超160頭，每年有15頭以上幼豚出生。 2023年4月，經野化訓練，4頭生活在遷地保護區的長江江豚重返長江，標誌著遷地保護與野生種群恢復技術初步形成閉環。目前，又有3頭長江江豚正在接受野化訓練，將擇日放歸長江。 人工飼養繁育是在保護種質資源同時，通過對人工飼養群體繁殖生物學、發育生物學、行為學、生物聲學、營養學等研究，為野外種群保護提供技術支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經過近30年努力，構建起人工環境下成熟的飼養繁殖技術體系。如今，武漢白鱀豚館飼養著12頭長江江豚，其中5頭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出生，包括3頭二代江豚。 在長江大保護背景下，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正從「拯救保種」轉入「種群復甦」階段，相信不久將迎來自然種群的再度繁榮。 2025年4月25日，生活在武漢白鱀豚館的長江江豚。記者 馬芙蓉 攝 記者：世界範圍內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小型鯨類，其生存境況如何？ 王丁：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鯨類專家組統計，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鯨類動物有131種/亞種，其中22種為極度瀕危物種，20種為瀕危物種。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狹窄水域的加灣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鯨類動物。因體形短小，極易被漁民使用的刺網纏繞誤傷致死，現存可能僅10頭左右。 為保護加灣鼠海豚，當地政府頒布禁令，禁止在其棲息區域使用刺網捕魚。然而，非法捕撈屢禁不止。2017年嘗試遷地保護時，因對其應激反應認知不足，一頭被捕個體起水後死亡，另一頭被迫釋放，計劃宣告失敗。 伊洛瓦底江豚同樣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種群僅存三個相互隔離的亞群，分別位於柬埔寨湄公河、緬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亞馬哈坎河，每個亞群數量均不足100頭。漁業誤捕、刺網纏繞是導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設立保護區，明令禁止刺網捕魚，限制船隻速度和觀鯨活動；緬甸也與國際組織合作推行保護區管理計劃，通過培訓漁民和提供替代生計來減少漁業誤捕。然而，跨境協調、執法力度、替代漁具推廣等仍存瓶頸。 受水體汙染、灌渠工程建設、過度漁業、誤捕等影響，南亞的印河豚、恆河豚，生活在南美亞馬孫河流域、奧裡諾科河流域的亞馬孫河豚、土庫海豚，棲息於紐西蘭北島和南島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現狀同樣不容樂觀。 記者：在推動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出海方面，您和團隊開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評價：「中國長江江豚保護實踐，為全球小型鯨類保護點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我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分享長江江豚保護經驗。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組織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柬埔寨、印尼、泰國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赴長江江豚自然保護區、遷地保護區、人工飼養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聯合相關企業啟動「國際小型鯨類保護研究計劃」，探索將AI技術應用於小型鯨類保護研究，並與相關國家政府部門、管理機構及國際組織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各方深入研究當地小型鯨類生存現狀，輸出長江江豚保護技術與創新科技，為當地定製保護技術解決方案。 如今，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正向東南亞國家推廣，長江江豚被動聲學監測技術已應用於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監測和保護。 王丁(右一)向外國專家學者介紹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記者：中國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可以為拯救世界瀕危小型鯨類提供哪些啟示？ 王丁：長江江豚保護並非「單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態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撐、跨域協作、公眾參與」的協同。 小型鯨類對於自然棲息地的喪失極為敏感，因此自然棲息地保護是鯨類動物保護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長江江豚保護經驗證明：僅劃定保護區不足以逆轉衰退，需對整個生態系統進行全要素修復。比如，針對汙染突出水域，建立汙染源追溯、治理、問責機制；對漁業依賴型區域，推行「階段性禁漁+生態補償」機制，同步做好漁民轉產安置。 長江江豚保護成效，離不開法律剛性約束與跨部門聯合執法。這一經驗提示，需通過立法明確禁漁區、航運限制等保護紅線，並強化執法力度，對非法捕撈、排汙等行為嚴格追責，避免政策空轉。針對跨境物種，可建立跨境保護網絡。 遷地保護可以作為瀕危小型鯨類保護的有效補充措施，特別是針對自然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的物種，應及時考慮、在物種仍具一定種群規模時構建遷地保種種群。 人工飼養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價值在於積累技術，而非替代野外種群，因此應控制規模，以滿足科研和科普宣教為基本遵循。 社會參與、提升全民保護意識同樣重要。需加強科普宣傳教育，聯合社會公眾、民間組織、志願者、媒體之力共促保護行動。(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丁。受訪者供圖 王丁，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從事鯨類學研究和保護工作逾40年，長期聚焦白鱀豚、長江江豚、中華白海豚、布氏鯨等鯨豚類研究和保護工作。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等職務。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數十項課題，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專著4部(合著)。2021年被國際海洋哺乳動物學會授予「榮譽會員」稱號，是唯一一位獲此榮譽稱號的中國學者。
2024年11月28日，一條環繞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全長3046公裡的綠色阻沙防護帶宣告全線貫通，標誌著世界最長的環沙漠生態屏障正式建成。這項歷時40餘年的接續奮鬥，終於在沙漠外圍築起了一道堅實的「綠色長城」。 目睹此景，許多人心中或許會湧起這樣的期待：「我們幹了這麼多年，種了這麼多樹，沙漠總該變小了吧？」然而，現實給出的答案令人意外。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專家組組長、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雷加強說：「塔克拉瑪幹沙漠總面積約33.76萬平方公裡，並未顯著縮小。」 那麼，在沙漠本體面積未減的情況下，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意義究竟何在？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沙漠。 沙漠是地質時期氣候乾旱的產物，其特徵表現為地面完全為沙丘所覆蓋，氣候乾燥，植物稀少。 按沙丘穩定性分類，沙漠可以分為流動沙漠、半固定沙漠、固定沙漠。流動沙漠，沙丘基本無植被固定，受風力作用不斷移動；半固定沙漠，沙丘表面有少量植被，植被覆蓋率約10%—30%，整體不移動但局部沙面可能移動，移動速度較慢；固定沙漠，沙丘被植被覆蓋率>30%，沙丘整體不移動，多分布在沙漠邊緣或氣候相對溼潤區域。 沙漠的流動性持續威脅著人類定居點，構成了持久的挑戰。歷史上，遊牧民族通過「逐水草而居」的遷徙模式被動適應沙丘的變遷；而現代社會固定的生產生活模式，則使人類在面對沙丘移動時顯得更加脆弱。然而，人類並未選擇被動接受，始終在主動作為。 這種威脅在塔克拉瑪幹沙漠表現得尤為顯著。作為中國最大的沙漠和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其85%以上的沙丘處於流動狀態。流動沙丘年移動速度通常在幾米至幾十米之間，歷史研究推測曾出現過一年移動超百米的極端情況，治理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作為中國面積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植被覆蓋度較高，生物結皮發育廣泛，整體較為穩定，基本不會向外擴張對周邊造成嚴重影響。 沙丘移動帶來的直接危害，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清晰可見。位於此區域的和田地區策勒縣，就曾因風沙侵襲被迫進行三次搬遷。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流沙一度逼近縣城僅1.5公裡，流沙掩埋農田村莊，乾熱風、沙塵暴導致作物死亡、農業減產。 區域風沙危害的源頭與影響範圍同樣巨大。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區域，被學界認為是我國北方風沙活動最頻繁、災害最嚴重的沙塵源區之一。 新疆氣象局正研級高工何清認為，塔克拉瑪幹沙漠大約20%懸浮沙塵可長距離輸送影響河西走廊，部分浮塵可隨高空西風氣流影響下遊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等地。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治沙便從可選項變成保障生存發展的必選項。 過去為何鮮見大規模治沙？ 雷加強認為，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人類活動與沙漠之間存在廣闊的自然緩衝地帶，衝突並不凸顯。隨著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人類活動不斷向沙漠邊緣推進。特別是上世紀中葉以來，部分地區在生態脆弱的過渡帶進行過度開墾和超載放牧，導致原本固定的沙丘被重新活化。「人沙過渡帶」被急劇壓縮甚至消失，原有的生態平衡被打破，沙漠的流動性從一種自然現象，演變成了對人類生產生活的直接現實威脅。 治沙就是要消滅沙漠嗎？ 「治沙絕非要消滅沙漠。」雷加強說，作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 沙漠是地球陸地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獨特組成部分。治沙的根本在於遏制流沙對人類生存空間的侵襲，穩固「人沙過渡帶」，保障綠洲安全，最終實現「人沙和諧」。 其實，無論是過去綠洲防護林體系建設還是當前的「鎖邊」工程都是這一理念的具體實踐。 1978年，「三北」防護林工程啟動，新疆開啟大規模防沙治沙工程。 國家荒漠—綠洲生態建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介紹，依託「三北」防護林工程，新疆在和田縣、且末縣、莎車縣等地構建了綠洲綜合防沙體系，體系內部採用「窄林帶+小網格」結構，外圍則喬灌草相結合，形成生態安全屏障，有效遏制了流沙對綠洲村莊和農田的侵蝕，保障了農業生產。 2000年左右，隨著滴灌技術與寄生植物人工接種技術的突破，治沙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單純投入轉為「固沙—增收」雙贏模式，拓展了「綠富同興」的治理路徑。 近年來，和田地區的治沙實踐充分印證了這一模式。「草方格固沙+灌木種植」成效尤為顯著：草方格沙障如同大地鎧甲，將肆虐的流沙牢牢鎖住；方格內生長的耐旱灌木根系深扎，使裸露沙丘逐漸披上綠裝。而在沙漠—綠洲的生態過渡帶中，依託夏季洪水灌溉的檉柳、胡楊等植物密匝成林，形成綿延的綠色鎖邊林，不僅有效阻截了風沙侵襲，更重塑了人沙邊界。 尤為重要的是，沙區人民在這些固沙先鋒植物的根部成功種植名貴中藥材肉蓯蓉，在穩固沙丘、守護綠洲的同時，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入，具有顯著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 但面對浩瀚無垠的塔克拉瑪幹沙漠，這條綠色防線的覆蓋範圍究竟如何？一組數字揭示了鮮明的對比：2025年和田新增造林47萬畝(約313平方公裡)，僅佔塔克拉瑪幹沙漠總面積(33.76萬平方公裡)的0.093%。「好比120平方米的房子，陽臺擴建0.02平方米，不能說整個房子變大了。」雷加強說，因此，沙漠本體面積保持穩定——雖受自然氣候波動或局部人類活動影響，邊緣可能出現微幅進退，但整體基準規模相對穩定。 「治沙的最終目的，並非要縮小沙漠面積。」雷加強說，核心在於保護人類生存環境，守護家園，保護我們的農田、村莊、道路等基礎設施免遭沙害，拓展未來的生存發展空間。 近年來，新疆各地治沙堅持 「保護優先、科學治理、因地制宜、生態與經濟雙贏」 的核心原則。以水資源承載力為基礎，分區分類施策，統籌工程與生物措施固沙，同步發展生態產業，實現生態屏障鞏固與民生改善協同推進。 比如，新疆在塔克拉瑪幹沙漠等區域推廣的光伏項目，形成了 「板上發電、板下固沙」的創新模式：光伏板相當於高立式沙障，可降低風速，削弱風沙挾沙能力；清洗光伏組件的廢水用於灌溉植被，節水效率提升40%，實現資源循環利用。 但不少人也提出了質疑，原本相對穩定的荒漠地表，經過幾十年形成了一層土壤結皮，可有效減緩風沙移動。在上面建光伏板，會加重土地沙化。 雷加強認為，塔克拉瑪幹沙漠雖蒸發極為強烈，地下鹹水儲量巨大，光伏電站恰好解決了生態修復區的抽水用電問題，保障植物平穩度過脆弱成長期。通過樁基架空技術可避免地表擾動，保護荒漠結皮完整性，實現新能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雙贏。 尋求動態、可持續的「人沙和諧」 雷加強指出，治沙的終極目標在於尋求一種動態、可持續的「人沙和諧」。塔克拉瑪幹沙漠綠色阻沙防護帶的建成，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實踐與美好印證。 這道新建的綠色屏障，不僅有效抵禦了風沙對綠洲的侵襲，更意外地為塔裡木兔等野生動物提供了棲息地，成為候鳥遷徙的重要驛站。這深刻詮釋了「人沙和諧」的內涵——人類在守護家園安全的同時，也為其他生命拓展了生存空間，共同維繫了區域生物多樣性。 雷加強認為，實現這種和諧，核心在於科學認知與動態平衡：既要尊重沙漠固有的流動屬性及其生態價值，也必須穩固人類賴以生存的綠洲「安全區」。這種和諧並非僵化狀態，其平衡點如同一個「動態的槓桿」，會隨著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強度以及科技水平的提升而不斷調整。 要維繫這一動態平衡，關鍵在於治理理念的升級：從傳統的、單一的治沙模式，全面轉向「全鏈條、全要素、全流域」的系統治理模式—— 「全鏈條」治理：統籌保護、預防、治理與利用。強調非見沙就治，需系統考量，物盡其用。 「全要素」治理：核心是打好「水仗」。保障生態用水是基礎前提，同時需系統性地統籌治山、治水、治鹽鹼等關鍵要素，形成合力。 「全流域」治理：強調整合空間尺度，統籌上遊山區水源涵養與生態治理、中遊內河流域綜合管理、下遊綠洲防護體系構建以及沙漠邊緣帶治理。保障下遊生態用水是維繫全鏈條健康的關鍵。 此外，治沙工程必須高度注重可持續性與可經營性，避免陷入「邊治理、邊破壞」或「今治明毀」的困境。積極探索沙區特色產業發展路徑，如發展沙生經濟植物種植與加工、生態養殖、沙漠文化旅遊等，將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緊密結合。這不僅能為治沙提供持續動力，也能有效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構建治沙長效機制。 更值得關注的是，沙漠本身作為一種獨特且寶貴的景觀資源，其價值正被重新審視。塔克拉瑪幹沙漠被譽為「天然沙丘博物館」，已成為重要的國際文旅探險目的地。「保護沙丘景觀就是保護特色資源與未來潛力」的理念日益成為共識。未來，科學探險、文旅研學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將更充分地釋放沙漠蘊藏的生態、科研與人文價值。 治沙是一項滾石上山的艱巨事業，充滿複雜性與長期性。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的擾動，會激發自然力持續尋求恢復「原狀」的動力，稍有鬆懈，流沙便可能捲土重來，導致沙丘活化等風險。 在這條追求「人沙和諧」的永續之路上，每一株頑強生長的固沙植物，每一寸艱難拓展的綠色疆域，每一道精心構築的科學屏障，都在宣告：治沙的終極目的並非徵服自然，而是守護人類家園，探尋一條與自然共榮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浩瀚的沙海，是地球自然本底的見證；邊緣蜿蜒生長的綠色長城，則是人類以智慧、韌性與共生決心鑄就的生態豐碑。未來，人與沙的故事還將繼續書寫，我們當以更加堅定的信念和科學的方法，共同續寫「人沙和諧」的新篇章。(文/謝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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