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齊國君：人工智慧的全球對話是競爭還是共生？
2026-02-01 14:37 6,641次浏览上海8月11日電 (陳靜 童寬)記者11日獲悉，剛剛結束的滬澳醫學文化交流為促進兩地合作發展注入新動力。滬澳高校通過籤署系列戰略協議和舉辦青年醫學人才發展座談會，進一步深化醫學領域的合作共識，搭建起兩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高水平合作平臺。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簡稱：交大醫學院)方面當日披露，交大醫學院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籤署多項合作協議，以深化學生交流、人才培養與科研合作；「王振義院士醫學成就特展」在澳門舉行，話劇《清貧的牡丹》在澳門首演，通過學術與藝術雙重形式，生動展現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振義的醫學成就和崇高精神。 據悉，交大醫學院黨委書記江帆與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正式籤署兩校合作備忘錄及暑期科研實踐合作協議。此前，雙方在醫學研究領域已有多項合作成果，新的協議將進一步促進兩校師生交流、學科協作與科研成果轉化，發揮滬澳科研及政策優勢，推動醫學領域的深度融合發展。 滬澳醫學文化交流期間，交大醫學院黨委書記江帆與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李行偉共同籤署兩校合作備忘錄及學生科研實踐合作協議，將促進雙方全面合作，擴大在教學、科研等領域的交流。交大醫學院將以此為契機向澳門輸出優質醫學教育資源，同時也為交大醫學院學生提供在粵港澳大灣區學習和研究深造的寶貴機會，拓寬其國際視野和實踐能力。兩校還聯合舉辦「滬澳青年醫學人才發展座談會」。 「王振義院士醫學成就特展」在澳門展出。(交大醫學院供圖) 在滬澳醫學文化交流期間，「王振義院士醫學成就特展」在澳門科技大學盛大開幕，通過珍貴史料呈現了「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王振義院士的卓越貢獻。作為展覽講解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學基礎醫學院研究員劉俊嶺重點講解了交大醫學院「基礎研究－專利布局－產業轉化」創新模式。通過該模式的實踐應用，團隊成功探索出可複製推廣的經驗，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高地建設提供支撐。 以王振義院士為原型的話劇《清貧的牡丹》在澳門科技大學成功首演。(交大醫學院供圖) 除了展覽，以王振義院士為原型的話劇《清貧的牡丹》在澳門科技大學成功首演，各界人士和交大醫學院港澳校友近400人觀看演出。新編版《清貧的牡丹》在舞臺、燈光、音響等設備以及劇本方面進行了全面升級。話劇首次融入王振義院士的求學經歷、愛情故事與育人細節。澳門觀眾通過這部話劇，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上海的醫學文化和人文精神。 此次話劇《清貧的牡丹》在澳門首演，通過藝術感染力，將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無私奉獻的醫者仁心、誨人不倦的師者風範等價值具象化地傳遞給澳門師生和公眾。澳門觀眾紛紛表示，上海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澳門則具有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可以通過文化交流活動，促進兩地文化的相互學習、相互借鑑。話劇導演雷國華11日對記者說：「一場戲，牽動滬澳兩城心弦；一次擁抱，凝聚熱淚與歡顏。戲劇搭建起生命與醫學交融的橋梁，藝術讓激情與永恆交相輝映。」(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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