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愛國僑領蟻光炎：為抗日捐軀 留下「中國必定勝利」遺言
2025-12-11 12:17 4,756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王中卿第一次接觸精釀是2014年。 那時他還在故鄉鞍山生活，家門口開了一個名叫「手工啤酒」的小店，賣的都是老闆自己釀的酒，裝在洗刷乾淨的百威瓶子裡，二十幾塊、三十幾塊一瓶。他自認是一個啤酒愛好者，喝過許多不同城市、不同品牌的啤酒，即使再微妙的區別也能品嘗出來。然而當這個酒一入口，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新鮮感卻順著味覺神經直入心底，炸起了一陣澎湃。 「驚為天人地好喝。雖然酒精度很高，但是並沒有難以接受的感覺，反而很有風味。包括琥珀一樣的顏色和花香、水果香的氣味，很神奇、很喜歡，跟我之前喝的那些酒完全不一樣。而且很快就上頭了，兩三杯就有點微醺，平時可能要喝到五六瓶才有的感覺。當時也是年輕，那個價格還是比較奢侈的，覺得這東西也有一點點輕奢屬性。」 從此，他便愛上了精釀，不單自己喝，還慢慢成了那家小店的合伙人。再後來，積累下一些經驗的他去了成都創業，在二環路邊上租下一間鋪面，掛上了「怪獸啤酒館」的招牌。 怪獸啤酒館開業的時候，成都可以喝到精釀的地方還屈指可數。王中卿的生意做得很順，每天晚上都賓客滿堂，手裡的資金越來越多，他便尋思著擴大經營，陸續開起分店。不曾料想的是，隨著第三家店投入營業，局面變化了。 「大概從2023年起，成都的精釀酒館井噴式地增長，基本上每個月能有10家新店出現。原來一家店能消化100個精釀愛好者，現在愛好者可能變成150個了，店也變成了三個，比例上來說屬於『僧多粥少』。」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興的生活方式 精釀正在升溫。 相關數據顯示，精釀在中國啤酒的整體格局中曾經從未超出過1%的比例，但2020年以來，這一數字被不斷打破。過去的五年裡，無論產量、銷量，還是投資狀況、行業擴張速度，精釀在各個方面均呈現出了逐年遞增的上揚曲線。有機構甚至預測，2025年其市場規模有望突破千億大關，佔領啤酒市場17.2%的份額。 僅從直觀的感受出發，這股勢頭也可見一斑。大大小小的城市裡，以精釀為主題的酒館和餐吧成了一道街頭商業風景，超市的貨架上罐裝精釀佔領了酒水區的醒目位置，哪怕一些只是售賣散裝生啤的攤點或者飯館都紛紛號稱精釀。全國各地差不多每個月都會舉辦2—3場精釀啤酒節，客流人次日均過萬，經常是一片人頭攢動的盛況。 阿堯和大水都是在2021年左右迷上精釀的，幾年下來總共喝了一千多款。他們會把品嘗過的每一款酒都做記錄，包括品牌、名稱、風格、外觀、香氣、口感等等，既是給自己留存一份回憶，也用來作為交流和分享的檔案。日積月累，兩個人已是精釀賽道裡知名的博主。 大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他們這樣的愛好者，精釀圈裡並不少見：「很多人都會記錄。我們這群人很有意思，人家去酒吧是喝酒聊天，我們是喝完了酒不說話，都在那裡記錄。我有兩個朋友，記得比我還詳細，其中一個連某年某月幾點喝的都會標註，還要寫上一大段點評。我們管這個叫『學究型喝酒』。」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類似的筆記隨處可見。人們樂於嘗試精釀、了解精釀，不僅出於單純的口腹之慾，更是對一種潮流的追逐。2023年，小紅書官方聯合120家精釀門店推出「酒鬼地圖」活動時，許多人戲稱其為City Drink路線，成為繼City Walk之後又一個新興生活方式的代名詞。 隨著精釀人群的擴展，阿堯經由自媒體所收穫的關注也轉化為一批興趣相投的朋友。每個周五的晚上，他都會約上三五個人到酒館喝上幾杯，除了店裡的酒，大家還會帶上自己喜歡的罐裝精釀，互相品鑑。他們原本素不相識，完全因酒結緣，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況味。 「最近還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時間我到蘇州開會，一些朋友知道我去了，就聯繫了當地的酒吧老闆提前給我點了酒，結果我到了以後發現點了一堆，我一個人根本喝不動。後來我拿著帳單找他們，誰給我點的最多、誰點的度數最高，一個一個算帳。」 在這個意義上，阿堯將精釀看作生活的一扇窗口。他是航空航天領域的一名博士，平日裡科研任務重，基本沒有太多時間社交，熟識的人也有限。如果不是精釀這樣一個介質，雖然倒也不至於孤單和無聊，但無疑會錯失一個非常珍貴的朋友圈。「這個圈子裡面，很多人都是很可愛的。」他說。 有人以酒會友，也有人以友會酒，四川旅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付路與精釀的最初接觸即源於一次朋友聚會。「那是2008年，四川剛經歷過一場大地震，大家突然覺得應該好好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所以就說聚一聚。吃飯的時候，偶然喝了一個德式小麥，口感、濃度、香味都跟平時的啤酒不一樣，當時給我們幾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心裏面也有個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因為我的專業是貿易經濟，就從這個角度入手查了一些資料，結果慢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七年一晃而過，如今的付路已經成了一位精釀領域的資深研究者。他還專門在學校裡開設了一堂公共選修課，講授「啤酒文化與品鑑」。在他看來，精釀的火熱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是在我們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是大家嚮往美好生活的一個折射。」 成長曆程 付路入坑的那一年，也是精釀種子落地中國的起點。 其實更早一些，國產精釀生產線1992年就研製成功了，然而礙於生產效能的有限以及消費者的認知不足，並未形成真正的市場。很長一段時間裡，精釀都只是一些高檔酒店、餐廳裡的「特供」，直到一個名叫高巖的人出現。 高巖，江湖雅號「高大師」，被視為中國的「精釀教父」。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喝到了當地的精釀，立馬被深深吸引，恰巧一個朋友搬家時留下了一套釀酒設備，他便學著自己釀造。起先只是好奇，試圖弄清楚精釀的製作過程和工藝，順便節省掉一部分喝酒的開銷，後來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做出任意一款心儀的啤酒乃至全新的風味。 2008年，高巖帶著這個想法在南京成立了本土第一個精釀工廠「歐菲啤酒」。2011年，他還寫了一本書，詳細介紹了啤酒的基礎知識及釀造方法。在他的啟蒙和示範之下，國內形成最早一批精釀愛好者，其中一些人也開始摸索著推出自己的廠牌。 不過就像王中卿去過的那家小店一樣，彼時的國內精釀基本是作坊式的。而且由於啤酒產能過剩，有關部門出臺了政策，要求新建啤酒廠必須滿足「每小時1.8萬瓶灌裝能力」，按照這個標準，沒有一家精釀是合規的。 人稱「王廠長」的王睿，2009年花掉所有積蓄創建了「豐收酒廠」。為了保住自己的心血，他反覆研讀政策，還請教了朋友，最後真的找到一道空隙——只要生產桶裝就能避開所有限制。由此，他成為第一個申請獲得資質的生產者，更為同行們打開了一扇大門。緊隨其後，北京的「沫顏」、武漢的「拾捌」、成都的「美西」、貴陽的「行匠」等都通過了許可審批。 這些廠牌集中誕生於2012年及其後的兩三年。也是在2012年，全國超過20個城市成立了精釀啤酒協會，組織起的人群規模過萬。因此在圈子裡，這一年被公認為中國精釀元年。 雜誌《喜啤士》、公眾號「啤博士」和App「酒花兒」也在那之後相繼面世。它們都是愛好者自發搭建的平臺，不僅成為同道之間彼此交流的渠道，更為精釀文化推廣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那個時候的精釀人，就像一群少年，懷揣一腔熱情，同時渴望著被看見和接受。 這個夢想並沒有讓他們等待太久。根據歐睿國際的調查統計，中國的工業啤酒行業2013年達到頂峰，產量和銷量均突破5000萬千升，隨後則步入下滑軌道，連年萎縮。出讓的份額恰好給了精釀絕佳的良機，於是一個迅猛的發展階段在2015年後開啟了。 資本也逐漸遞來青睞的目光。2016 年伊始，熊貓精釀拿到超2000萬元融資，標誌著精釀成為獲得認可的一片市場藍海。各大啤酒巨頭更是紛紛下場，投身於這場新的競爭。百威就是其中的一個先行者：2017年，它們在武漢的啤酒工廠中增設了一家廠中廠，生產旗下的「鵝島」精釀。 百威亞太精釀事業部供應與釀造副總監張小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在精釀業務上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是最初並沒有那麼被外界看重。「包括我們剛剛建廠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驚訝於大廠怎麼也涉足這一行，甚至懷疑我們生產的是不是就不能叫作精釀了。但這麼多年下來，大家發現我們並沒有背離他們對精釀的理解。而且無論是生產標準、質量把控，還是供應鏈的管理、銷售端的運營，我們都有著成熟的經驗和明顯的優勢，對於許多小廠來說是具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的。」 事實的確如此。在百威之後，青島、燕京、嘉士伯等都陸續更新了自己的產業鏈，大廠們的加入非但沒有擠壓掉獨立廠牌的生存空間，反而帶動了整個精釀市場的活力。到2018年，國內精釀廠商已增長至848家，總體銷量也上升到了82.9萬噸，屬於精釀的春天終於降臨。 精釀的本質 儘管經歷了狂飆突進的生長，精釀這顆種子已然紮根發芽，但尚未抵達開花結果的程度。對照歐美市場10%—25%的佔有率，精釀在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比這段路更為修遠的，還在於對精釀文化的認知與理解。 單是關於精釀的辨認便足以難倒許多人了。啤酒本身就是品目繁多的酒種，原料、輔料、工藝、產地等任何一個環節皆可以決定其風格，僅美國啤酒裁判認證體系BJCP編寫的《世界啤酒分類指南》中就總共羅列了34個大類、114個小類。精釀作為啤酒的一種，同樣有著千變萬化的譜系，像通常總能見到的世濤、波特、古斯、西打、IPA、皮爾森等等，不過是一些大的類別，順著每一個維度向下摸尋都能發現更為複雜的細分。 當然，所有劃分都可以歸於最為基礎的三種，分別是上發酵的艾爾、下發酵的拉格和自然發酵的蘭比克。但這依然不足以解釋精釀，比如大部分精釀屬於艾爾的範疇，卻並非所有艾爾都是精釀。 即使是美國釀酒協會對精釀所做的描述也沒能給出清晰的判斷方法，而更多地只是從產業角度予以區分：年產量不超過600萬桶、酒廠保持一定獨立性、不使用輔料釀製。中國酒業協會的標準與之類似：小型啤酒生產線生產、釀造過程中不添加和調整與風味無關的物質、特點突出。 其實從誕生的那一刻起，精釀就沒有過明確的專屬定義。它是社會思潮和青年運動的產物，因此更像是一個文化概念。正如阿堯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言：「精釀是反叛，是自由，是多樣。」 現代意義上的精釀起源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那是左翼高漲的時代，一群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面對日漸乏味的生活、消費社會的到來以及越南戰爭給年輕人帶來的心理焦灼，掀起了嬉皮士運動，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術的、物質的社會。在這場運動中，他們流浪、群居，過著一種回到史前的生活，自己種菜也自己釀酒。就這樣，精釀誕生了，它以傳統的配方和釀造手法對壘著大企業壟斷、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拉格啤酒。 事實上，工業拉格曾經是進步的產物。由於發酵需要低溫，其在人工製冷出現以前只有個別地區依靠個別天氣才能釀造。工業時代的到來解決了這個難題，不僅提升了生產數量和速度、降低了成本，還通過滅菌法與灌裝技術的應用延長了保質期限和運輸效率。於是，這種清淡純淨、低度易飲、價格便宜且口味穩定的啤酒開始成為市場主流。 但人類文明的進程常常是一個輪迴。在工業化全面統治世界幾十年後，人們又厭倦了工業拉格的千篇一律，懷念起古老的、手工釀造的啤酒。所以當嬉皮士風潮退去，精釀並沒有隨之偃旗息鼓：1976年，加利福尼亞成立了一家小酒廠，專注釀造波特、世濤和淡色艾爾，真正吹響了精釀革命的號角；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又籤署了一份法案，給予個人和小型酒廠合法化身份，進一步推動了精釀的發展。 「本質上，精釀是復古。它和文藝復興很像，都是借著歷史的東西進行創新的個性化表達。」大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它和其他酒類最根本的區別。」 構建自己的精釀文化 不過，了解精釀背後的來龍去脈並不意味著要形成某種原教旨式的「信仰」。 隨著受眾的不斷擴展，精釀的圈子裡如今正在生出一些鄙視鏈：入坑早的玩家嫌棄剛進門的「小白」，喝進口的嘲笑喝國產的，喝苦啤的看不起喝果味的，喝小眾廠牌的瞧不上喝大眾款式的。通常，這類人被稱作「精釀警察」。 大水認為，這樣的傲慢與偏見實際恰恰違背了精釀精神：「既然精釀是個性的，那麼也應該是包容的。釀造者們之所以那麼辛苦地去探索多種風格，就是希望儘量滿足不同的品飲需求和喜好。」而且他覺得，只有足夠多、足夠豐富的消費者才能刺激和帶動市場，讓大家喝到更好的酒。 在付路看來，年輕化、大眾化乃至女性比例的提升都是愛好者今後需要面對的現實。它既是精釀的特性本身所決定的，也是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其彼此反感與爭吵，不如一起探索一套共同認可的認知理念和價值體系。「未來，我們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精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這種文化似乎已經出現了一些可能性和方向。 例如近些年來，類似「年輕人不喝酒了」「年輕人拒絕酒桌文化」之類的話題在網上可以經常看到。但與之相對的是，年輕人在精釀上表現出的興趣和熱情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36氪旗下的「後浪研究所」在對18—40歲群體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所有酒精飲品消費裡，啤酒以51.1%的絕對優勢位居榜首；中研普華研究院發布的《2025—2030年中國精釀啤酒行業競爭分析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則進一步顯示，整個精釀市場的銷售額有65%都來自Z世代(1995—2009年出生)。 對此，張小閩有著更加直觀的感受。2022年，她調去了百威在莆田新開的精釀酒廠工作，並參與創立了福建本土高端精釀品牌「059海岸線精釀公社」，通過與顧客的近距離接觸，發現許多在校大學生已經成為精釀消費的主要群體之一。 「所謂酒文化一定是你真正喜歡這個東西。」阿堯覺得，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以往的酒局、酒桌很多時候不是以酒為中心，只是藉此達成其他目的，精釀最大的不同是，它只取悅自己。 而在大水看來，年輕人對精釀的偏好還體現著一個重要的時代徵候。「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很多人脫離了自己的故土，除了上班面對同事，下班就是一個孤獨的宅在家的人。有了精釀酒館之後，這件事情是有很大改觀的，這也是它在一線城市發展得尤其好的原因。」他將精釀酒館比作這個時代的茶館，大家願意花幾十塊錢去消費，不一定是為了喝那杯酒，而是去喝一個場景、喝一個社交的氛圍感。 「以前的人去茶館，旁邊那個人可能完全不認識，但就能瞎聊，從國家大事聊到街坊鄰裡，這就是中國人的社區文化。精釀酒館的興起，其實彌補了我們這一代人缺失的社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前不久，我在做某數位化平臺的調研時，與他們的創始人談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為什麼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卻仍有無數中小工廠困於『代工邊緣』？」 對方提到，「其實只用產業鏈集群來描述中國製造業的供應鏈能力是不準確的，至少還包括工藝協同、企業協同、行業協同、區域協同和內外協同。」 這五個協同層面，恰好揭示了傳統供應鏈體系的深層矛盾。當我們把目光從單個企業的生存困境投向更遠，會發現全球供應鏈的重組早已超越簡單的產能轉移，演變為一場由數據與算法驅動的系統性變革——而AI，正是這場變革的核心引擎。 傳統供應鏈的困境：看不見的繩索與隱性成本 傳統供應鏈的痛點往往像慢性病，其症狀在危急時刻才會被劇烈感知。而AI卻像特效藥一樣，能讓傳統供應鏈「起死回生」。 在珠三角某電子元件基地，一家主營手機配件的工廠就曾遭遇過類似問題。當海外客戶突然要修改訂單要求時，供應商需要花費三天時間核實技術要求的細節，而車間主任也只能憑經驗決定能不能修改。這種低效的信息傳遞鏈條，迫使企業不得不常年多備15%的冗餘庫存以應對不確定性。 這種依賴人工經驗的決策模式，更「坑人」的地方在於，易引發市場波動中的「群體失智」：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集體跑偏。結果就是企業看不清市場走向，要麼一窩蜂擴大生產，要麼突然集體減產，最終陷入「產能錯配—利潤壓縮」的惡性循環。 這些問題的根源，本質上是傳統供應鏈「信息孤島」與「決策滯後」的系統性矛盾，而這恰恰是AI技術的突破口。 「信息孤島」的癥結在於，在傳統供應鏈中，訂單信息需經採購、設計、生產、物流等多環節層層傳遞，每過一個節點就產生信息損耗；上下遊企業因數據標準不統一，技術參數、交付周期等關鍵信息難以對齊。例如，某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因無法實時獲取主機廠的生產計劃調整，頻繁出現生產節奏與市場需求脫節。 「決策滯後」則體現為，傳統供應鏈依賴人工經驗和歷史數據的預測模式，在突發性事件面前不堪一擊。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全球供應鏈的混亂正是源於信息傳遞的延遲和決策的滯後。當某國港口突然關閉時，上遊製造商無法及時調整生產計劃，下遊客戶也難以重新配置物流資源時，將會導致整個鏈條陷入癱瘓。 那這困境的本質是什麼呢？是工業時代線性協作模式與數字時代動態需求之間的脫節。當市場從「大規模標準化生產」轉向「個性化柔性定製」，全球貿易要求供應鏈具備實時響應能力時，依賴人工、割裂信息、滯後決策的傳統模式也將必然被淘汰。這也解釋了為何AI在供應鏈中的應用已從「可選升級」變為「生存必需」——它不僅是技術工具，更是重構供應鏈底層邏輯的核心引擎，就是為了將「看不見的繩索」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流」，將「隱形成本」壓縮為「精準可控的效率提升空間」。 如何解決？構建AI驅動的「數據—算法」供應鏈體系 當傳統供應鏈的痛點被摸清楚了，解決辦法也就隨之而來，即構建一個基於AI的「數據—算法」供應鏈體系。 該體系的核心，在於AI將模糊的製造能力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資產，並通過算法實現全領域精準協同。一些領先的數位化製造平臺已經展現出成熟的實踐，其平臺通過構建多維度的數據標籤體系，從最底層的工藝切入，將原本難以描述的工藝能力，如微米級精度的車床加工、特定材質的表面處理工藝等，轉化為機器可識別的結構化特徵。隨後，將簡單的需求流轉到工廠，讓買家和工廠直接對接；碰到需要多種工藝的複雜訂單，就重新設計、拆解，再派單給不同工廠完成，其匹配精度與效率遠超人工篩選。 這種轉變其實本質上是AI正在繪製一張實時更新的全球「製造能力圖譜」。以前，說起企業的製造能力，大家總愛簡單分成「能做」和「不能做」兩種。現在，在AI驅動的體系中，每個工廠的工藝參數、設備配置、質量認證等數據都被拆解為可動態組合的模塊。例如，醫療器械企業發布精密零件採購需求時，AI系統不僅能匹配具備相應資質的供應商，還能根據實時產能數據推薦最優生產方案——既大幅提升供應鏈匹配效率，又顯著降低冗餘成本。這種數據驅動的決策模式，正在將供應鏈管理的底層邏輯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預測」，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競爭力。 其實這場變革的關鍵在哪兒呢？說到底，數據成了供應鏈裡最值錢的家當，而算法就像分配利益的規矩——誰手裡的預測模型更準，誰能更快把所有數據理順，誰就能在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的時候佔上風。 對中國製造業來說，這種靠AI撐起來的「數據加算法」模式，不光能幫那些中小工廠跳出「只能做代工」的困局，更能把咱們「工業體系全」這個大優勢，變成在全球供應鏈裡說了算的本事。這麼一來，全球供應鏈也慢慢從「扎堆在一個地方生產」變成「靠數字連在一起高效協作」了。 從中國到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心化」革命 而在全球範圍內，供應鏈都在悄悄變樣——以前是層層管著、一個中心說了算，現在慢慢變成了大家各有各的職能，互相配合著來。而這場大變樣的背後，最關鍵的推手就是AI。 想像這樣一個場景——深圳的電子元件工廠接到來自巴西的定製化訂單，系統自動生成包含質量檢測標準、付款條件和物流路線的智能合約，貨物離開生產線時區塊鏈就完成支付結算，整個過程像網購一樣簡單直觀。這種看似科幻的場景，其實在阿里巴巴國際站的跨境貿易中已經初現端倪，去年該平臺就有超過三成的交易開始應用區塊鏈存證技術，實現了全流程的透明化與自動化。 現在，技術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質變。5G結合AI視覺算法讓跨國遠程質檢成為可能，AI算法能實時分析全球14個港口的擁堵情況，物聯網設備回傳的貨櫃溫溼度數據經AI分析後可提前預警風險……傳統供應鏈的「金字塔」結構正被徹底解構。這種變革帶來的不僅是流程簡化，更是價值創造模式的根本性轉變——過去依賴跨國物流公司和銀行的「中間層」正在消失，生產端和消費端通過。AI驅動數字網絡直接咬合。 然而，這場革命的推進遠比想像中更加複雜。在東莞的製造業集群中，我們能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圖景並行：某家年產值5億的電子廠斥資800萬搭建工業網際網路平臺，卻因管理層對數據可視化系統缺乏理解，導致系統淪為擺設；而隔壁的模具廠則用300萬改造費用實現設備聯網，通過實時監測刀具損耗率，就將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 這種差異折射出轉型的深層矛盾——當數位化需要重構組織架構時，很多企業發現最大的障礙不是技術本身，而是組織慣性。實際中通常會出現花了幾個月時間搭建ERP系統，但員工習慣了手工操作，推廣難度很大。此外，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也日益凸顯，如何在開放共享與風險控制之間找到平衡，是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 這些現實困境揭示：去中心化不是簡單的技術疊加，而是需要同步重構商業規則、組織文化甚至權力關係的系統工程。 供應鏈的「活」與「變」 當供應鏈「活」了起來，中國製造乃至全球產業網絡的協同與進化，才真正擁有了面向未來的無限可能。 這場由數據與算法驅動的變革，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的底層邏輯——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從「成本控制」轉向「價值共創」。 過去由跨國企業主導的垂直供應鏈，正在演變為一種網狀生態。深圳無人機企業通過開放AI算法接口，吸引全球開發者為其改進飛行控制系統，使產品響應速度提升30%；蘇州的紡織廠將柔性生產線接入AI雲平臺，成為服務十幾個國家設計師品牌的「雲製造」節點，實現按單生產的毫秒級調度。這種轉變帶來的不僅是效率提升，更是價值創造邏輯的根本變革：當每個參與方都能通過數據貢獻獲得收益分成，當創新成果能在全球範圍內即時復用，供應鏈就變成了持續進化的生命體。 從大趨勢來看，AI正在悄悄改變供應鏈創造價值的方式。過去，資源怎麼分配，基本都是行業裡的大公司說了算；現在，AI的「分布式智能」慢慢接過了這活兒——算法會盯著實時數據，靈活調配產能、優化物流路線、提前預判需求，哪怕是很小的生產單元，都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變成創造價值的關鍵節點。 這種變革的深層意義在於，全球供應鏈的競爭早就不拼規模大小了，而是比誰的AI算力強、處理數據快。誰能更快練出精準的預測模型，誰能更高效地把各地的數據串起來，誰就能在現在這個講究靈活、能定製的全球市場裡搶得先機。 不過，AI推動供應鏈升級，也不是沒遇到難題。比如得建立跟AI匹配的數據歸屬和交易規則，得培養既懂生產工藝又懂算法的多面手，還得琢磨怎麼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AI好好配合。就像深圳華強北的轉型，從以前的手工焊接小作坊，變成現在涵蓋設計、測試、融資的全鏈條數字生態，每一步突破都離不開AI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相互帶動——算法在優化生產流程的同時，也逼著管理模式改成了「人和機器一起協作」。 在未來的產業圖景中，AI會變成供應鏈的「神經中樞」：工廠設備靠AI自己協調幹活，物流網絡跟著算法隨時調整路線，甚至消費者幾個月後想要什麼，AI都能提前半年算出來。等每個生產單元都連上AI驅動的數字網絡，整個供應鏈會變得特別有韌性，充滿活力。這可不只是技術更新換代那麼簡單，更是全球產業格局朝著「智能協同」時代走的必然結果。 (作者劉典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人工智慧國際治理研究院戰略與宏觀項目主任，新著《杭州模式：DeepSeek與中國算谷》2025年5月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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