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
2025-10-28 03:27 1,324次浏览北京8月5日電 題：匈牙利中餐人讓地道「中國味」香飄多瑙河畔 記者 吳侃 作為匈牙利最早一批中餐人，華人王強已經做了近30年中餐，從傳統中餐館到網紅小吃店，他的餐廳在當地人氣很高。前段時間，王強獲頒匈牙利餐飲界「最佳亞洲餐廳獎」，他近日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講述如何讓當地人愛上正宗的中餐。 王強祖籍北京，21歲到匈牙利。他曾做過很多行業，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接手了一家餐館，於1998年開了蘭州飯店。 他說，那時當地中餐館常備中文和匈語兩本菜單，菜品不同。給當地人的匈語菜單上是宮保雞丁、魚香肉絲等改造過的「老外版中餐」，久而久之，當地人把中餐等同於口味單一的廉價快餐。 「我想改變大家對中餐的看法，哪怕多花點心思，也要讓當地朋友嘗嘗地道的中餐。」王強說，蘭州飯店的牛肉麵是師傅手工現拉，熬湯的香料從中國運，還推出大盤雞、手抓羊肉等西北菜，食客們覺得新奇又好吃。 當地的電視臺也關注到蘭州飯店，邀請王強錄製美食節目，每期他都會教一道中餐家常菜，讓很多觀眾了解了中餐。2004年，王強和餐飲界朋友一起創立匈牙利餐飲協會，至今已有超4000名會員。2005年他還在當地開了一所廚師學校，多年來培養了很多中餐廚師。 2024年11月，王強(圖右)受邀在匈牙利一家電視臺的美食節目上製作中餐。(受訪者供圖) 在他看來，匈牙利人對中餐的親切感源於匈牙利菜與中餐的相似之處。比如燉煮技法在匈牙利菜中同樣普遍，其經典菜品古拉什很像中餐的土豆燉牛肉。匈牙利菜也常用香葉、丁香等香辛料，且當地人能吃辣，做菜常用的紅椒粉很像中餐的辣椒麵。 對於麻辣鮮香的川菜，匈牙利食客也愛不釋口。王強2009年在布達佩斯十四區開了鼎鼎香川菜館，後來又在二區開設分店。餐館名氣不小，當地的政要和明星均是常客。 王強介紹，店裡的川菜原汁原味，招牌菜川西霸王骨，牛骨經過滷和炸，再澆上辣椒、花椒等13種調料炒制的醬汁。「很多食客顧不上矜持，拿起骨頭直接啃。」 餐廳是中式裝修，木質的門和招牌、鋪了青磚的牆面和印有川劇臉譜的餐具營造沉浸式用餐體驗。他說，餐廳有很多老顧客，有一對70多歲的匈牙利老夫妻每周六都來吃飯，堅持了十多年。 在經營蘭州飯店時，王強就發現當地人愛吃麵食，尤其是麵條。於是2017年他在布達佩斯中央大市場附近開了一家名為「biangbiang面」的麵館，目前已有3家分店，飯點時需要排隊等位。 近日，布達佩斯「biangbiang面」麵館的廚房裡，廚師和刀削麵機器人一起製作刀削麵。(受訪者供圖) 王強說，biangbiang面口味要純正，油潑辣子是關鍵，製作時他們使用秦椒、二荊條和小米辣三種辣椒，可以根據顧客口味調整辣度，店裡還配備刀削麵機器人，食客們讚不絕口。 最近，王強在布達佩斯唐人街開了一家滷味店，滷鴨貨、滷牛肉等應有盡有。他說：「一開始當地人不知鴨頭和鴨掌如何下口，教他們吃法後，他們也吃得津津有味。」 「以前不敢想，小吃居然能撐起一家店。現在當地的中國小吃店越開越多，燒烤、滷味等都漸漸被食客接受。」王強說，從發展趨勢看，匈牙利的傳統中餐館水準穩步提升，「小而美」的小吃店也越發紅火。 2024年8月，王強的餐廳在布達佩斯二區千禧公園舉行的「匈牙利美食節」上擺攤賣小吃，圖為王強與當地食客合影。(受訪者供圖) 如今在當地的美食節目中仍經常能看到王強的身影，每逢中國傳統節日，他還會上節目分享華人的飲食習俗。他以「王廚師」(Wang Mester)的名字註冊的社交媒體帳號，已經積累了幾十萬粉絲。 在他看來，傳播媒介不同了，推廣中餐的方式也要推陳出新。「未來還會不斷學習探索，努力讓更多人愛上中餐。」(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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