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開放計算技術大會舉行，加速AIDC全球協作
2025-12-03 23:28 6,729次浏览8月7日，立信諮詢針對高線城市的外賣高頻消費者開展專項問卷調研(以下簡稱「調研」)。結果顯示，這場「外賣大戰」雖然短期刺激外賣訂單增長，但卻導致堂食客流顯著下降，餐飲行業的價格錨點被拉低，消費者的「低價消費」心智被進一步強化。 ▲調研顯示有75%消費者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 調研顯示，7月以來80%被調查者的就餐方式發生明顯改變，外賣就餐方式對堂食就餐方式的替代效應最為明顯：44%的被調查者近期外賣就餐頻次增加，堂食就餐頻次降低。75%的被調查者曾有「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的情況。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發現常去的餐廳外賣價格比堂食便宜時，更傾向於選擇「改點外賣」。 與此同時，半數被調查者認同「補貼後的外賣價格更加接近正常價格」，他們認為「沒人會做虧本的買賣，在當前的外賣價格下，商家仍然是有利潤的」。超六成被調查者認為，「即使補貼結束，外賣的價格也應長期維持在當前價格水平」。這說明，外賣價格戰強化了低價消費心智，行業價格錨點被拉低，利潤也進一步收縮。 ▲調研顯示「低價即常態」的消費認知正在被持續的大額補貼進一步強化。 而在「低價即常態」的消費心理下，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未來外賣價格回升，他們會選擇降低外賣消費頻次，尋找更加便宜的餐品。這意味著隨著未來補貼的減少，外賣訂單規模存在較大萎縮風險。此外，僅有15%的被調查者會在外賣價格回升後仍然選擇購買原來的商品。 調研提示，隨著外賣價格的回升，商戶原本的消費客群會面臨流失風險，應儘快調整經營模式適應行業新價格帶。 問卷結果顯示，超七成被調查者表示近期外賣消費體驗下降，其中排在前列的選項依次為：配送時長明顯變長、食品安全問題、菜品份量減少、菜品品質下降和商戶服務態度下降。 近期，多位專家也呼籲，外賣平臺的內卷式競爭造成價格扭曲，衝擊正常市場秩序，需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黃浩認為，補貼大戰帶來的低價競爭打破了原有的競爭平衡，帶來價格體系的混亂。其終究無法實現多方共贏，更無法達到「促進消費、實體受益」的良性目標。 經濟學家賈康也撰文指出，當前外賣平臺之間「內卷式」競爭，通過大規模、長時間、高力度的補貼來搶佔市場，已導致價格嚴重扭曲、市場調節機制失靈，並對從業人員、消費者、商戶以及整個市場秩序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例如，短期外賣增長擠壓堂食市場，消費者習慣低價外賣後減少消費，餐飲品質下滑，以及中小商家因補貼減少而倒閉等。「總體看，補貼大戰沒有贏家，餐飲行業很可能要因此面臨進入『量價俱損』周期的威脅，這是需要全行業引起重視並理性地加以防範的。」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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