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有一場重大的行動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便是「宜昌大撤退」。而領導這場行動的重要人物,是著名愛國實業家、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 圖為位於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梁欽卿 攝 1938年10月,此時的武漢遭受日軍侵略已淪陷,宜昌擁塞著3萬以上待運的人員和9萬噸以上待運的軍工設備等器材。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精華,都擁堵在這座小城,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民生公司輪船運送川軍出川抗戰資料圖。梁欽卿 攝 圖為抗戰時期的朝天門碼頭。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供圖 日機不斷從武漢飛臨宜昌轟炸掃射,所有滯留在宜昌的人員和物資都必須迅速搶運到大後方重慶。宜昌到重慶的24艘輪船當中,有22艘輪船來自民生公司,按當時運力至少要1年時間。而且,宜昌上遊的江面不僅灘險流急,還有約40天就將進入枯水期,屆時大型輪船將不能航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三段航行法」。梁欽卿 攝 彼時,盧作孚親赴宜昌指揮搶運,綜合考量長江的水文特性,充分運用民生公司在三段航行中積累的寶貴經驗,迅速確立一套高效的運輸方案:對最重要、最不易裝卸的核心機器設備,由宜昌直接搶運至重慶,並從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將士;相對次要、不易裝卸的輕型設備則運抵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等地;更輕便的物資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一帶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相關史料。梁欽卿 攝 盧作孚指揮民生公司船隊以及大量木船,冒著日機轟炸投入搶運,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僅用40天時間,將擁塞在宜昌的3萬多人員全部運走,9萬多噸設備、器材運走了三分之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相關圖片。梁欽卿 攝 「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後來,盧作孚在《一樁慘澹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景。 盧作孚在事後回憶,宜昌的這一段撤退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也是整個抗戰運輸當中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民生公司在抗戰時期付出的犧牲。梁欽卿 攝 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共運送出川部隊270多萬人,其他各類人員150餘萬人,各種物資約100萬噸;民生公司被炸沉炸毀輪船16艘,117名船員犧牲、76名船員傷殘。 這次撤退,被盧作孚的好友晏陽初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其緊張或與「敦刻爾克」無多差異。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與「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比較。梁欽卿 攝 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一書中記載:2005年3月,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百年人物電視片《盧作孚1938》中說,西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是靠英國一個國家的力量,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850艘戰艦完成的,而中國的宜昌大撤退,只是由一個實業家指揮完成的,在中外戰爭史上,只此一例。 圖為遊客在盧作孚紀念館參觀。梁欽卿 攝 如今,長江黃金水道往來繁忙。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盧作孚和他所領導的「宜昌大撤退」,依然提醒著人們,應當銘記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作者:梁欽卿 景詩雁 來源:微信公眾號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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