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共運輸控股(集團)副總經理高明接受審查調查
2025-10-30 14:57 7,124次浏览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能以智能化解決的風控手段，就不要一刀切將責任轉嫁給客戶。風險防控與服務優化必須兼顧，才能切實解決客戶痛點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取消了2022年版監管規則中關於個人辦理單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業務，需「了解並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對大額資金來源、去向規範登記，是反洗錢的重要手段。據21世紀經濟報導消息，三年前，針對自然人客戶單筆存取5萬元以上現金的反洗錢監管規則，曾引發爭議。央行相關部門負責人當時回應稱，統計數據顯示超過5萬元的現金存取業務，僅佔全部現金存取業務的2%左右，對絕大多數客戶影響有限。但該辦法當年「因技術原因」暫緩實施，相關業務按原規定辦理。 可以看出，政策初衷雖好，但遭遇的分歧意見也不容忽視，比如當時有人擔心會增加業務辦理的繁瑣性，還可能侵犯個人隱私。 如今的徵求意見稿中，直接取消了該項要求，意味著監管的放鬆嗎？其實不然，徵求意見稿明確了現金匯款、實物貴金屬買賣等一次性交易超過5萬元的將全面盡調，同時將火力集中於真正的高風險領域。 對低風險情形簡化調查，需要銀行提供更加精細化差異化的服務，避免一刀切對正常需求的傷害，優化客戶體驗。銀行機構應深刻理解，政策調整是對便民利民呼聲的回應，作為服務機構，尊重民意才有優化服務的動力和穩定執行的能力。 從2022年暫緩到2025年或將取消，這是反洗錢監管從只認數字的「簡單閾值」管理，到「風險為本」精準篩查的轉向。規則細化帶來的一定操作複雜性，也提醒著金融機構必須分級管理，對低風險簡化流程，對高風險強化調查。 金融機構還可從多方面著手改進：比如以技術賦能為服務提效，通過簡訊或網絡預告客戶需準備的資料，同時加大適老化服務，對風險防範能力低人群加強安全提醒。還可利用智能風控系統+人工防火牆，既防誤傷，又不漏放。比如或可將每月固定取款的退休老人標記為低風險，簡化其業務流程；突然進行大額匯款的帳戶，則觸發人工覆核；對在5萬臨界點頻繁試探的交易帳戶，提升識別力度，嚴防灰色操作規避監管。此外，相關機構收集客戶資料應遵循「最小必要」原則，以防隱私洩露。 歸根結底，能以智能化解決的風控手段，就不要將責任轉嫁給客戶。風險防控與服務優化必須兼顧，才能切實解決客戶痛點。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李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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