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的Vlog】小新帶你品味「舌尖上的絲路」
2025-11-11 00:35 3,681次浏览職工擔心請假帶來「副作用」、影響職業發展，企業擔心被職工「鑽空子」、增加管理成本…… 屢上熱搜的痛經假如何「無痛」落地？ 閱讀提示 痛經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雲南等20個省、市，在地方性規定中明確女性勞動者可以休痛經假，休息時間普遍在1～2天，最長為3天。然而，痛經假想要在更大範圍落地，還有諸多痛點待解。 近日，「多地明確女職工可休痛經假」的話題再上熱搜。 痛經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由原衛生部、全國總工會等5部門聯合頒布的《女職工保健工作規定》中明確：患有重度痛經及月經過多的女職工，經醫療或婦幼保健機構確診後，月經期間可適當給予1至2日的休假。 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雲南等20個省、市，在地方性規定中明確女性勞動者可以休痛經假，休息時間普遍在1～2天，最長為3天。 然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痛經假想要「無痛」落地，仍面臨一些痛點。 痛經並非小事 「中藥喝過，西醫也檢查過，但始終沒法根治，生理期第一天痛經會比較明顯。」張小雅就職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口腔醫院，一年大概有三四次，她的痛經症狀格外嚴重，「疼得渾身冒汗，幾乎站不住，不得不一天吃幾次止疼藥」。 新疆醫科大學第六附屬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盧霞解釋說，痛經是女性在經期或經期前後出現的下腹部疼痛、墜脹，並伴隨腰酸或其他不適症狀。一般分為原發性痛經和繼發性痛經，原發性痛經多見於青春期女性，主要與經期子宮內膜前列腺素含量過高有關；而繼發性痛經多見於育齡期女性，由盆腔器質性疾病引起。 「有了規定撐腰，請假時也能更加理直氣壯。」張小雅對痛經假充滿期待。 「無論是從醫學，還是人文關懷角度，設立痛經假都很有必要。」盧霞表示，痛經並非小事，對於原發性痛經嚴重或繼發性痛經急性期的女性來說，痛經帶來的疼痛往往會達到「無法正常工作」的水平，強制工作可能會加重不適，甚至引發暈厥等風險。 記者梳理發現，對於痛經假的適用工種和證明材料，各地政策並不相同。大部分省、市的痛經假適用於所有工種的女性，其中，上海、江西明確痛經假適用於從事高空、低溫、冷水、野外流動和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作業的女性，廣東、福建規定痛經假適用於從事連續4個小時以上站立勞動的女性，湖南明確痛經假適用於連續2個小時以上站立勞動的女性。多數省份需要女職工提供醫療機構證明，證明「重度痛經」或「月經過量」。 「對於因痛經來開病假條的患者，我們會根據她們的症狀進行醫學評估，結合患者描述，並參考其既往工作性質，判斷患者是否需要停止工作。」盧霞說。 「小眾假」落地難在哪 「先忍著疼痛跑去醫院開證明，然後再去公司請假，一通折騰才能回家休息，還是吃止痛藥省事。」在安徽一家公司上班的劉麗麗坦言，除了「覺得麻煩」，也擔心被同事吐槽「矯情」「嬌氣」。 記者採訪發現，一些女職工明明遭受痛經「折磨」，卻不敢請假，更多是擔心請這個「小眾假」會帶來「副作用」：「可能拿不到全勤獎，影響收入，還不如不請」「擔心給同事和領導留下偷懶的印象，影響未來職業發展」…… 對於痛經假，企業也有自己的難處。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春中春服裝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300多名職工正在趕製一批訂單。「我們車間幾乎都是女職工，一次一兩個人請假還可以，如果人數太多，很可能影響正常生產。」該企業負責人李燕表示，在女職工佔比較大的中小企業，這是管理者的普遍擔憂。 採訪中，一些企業還擔心痛經假被「濫用」，如果職工「鑽空子」請假，會損害企業利益；還有的企業覺得在OA系統增加痛經假審批流程，可能增加管理成本。 記者注意到，對於痛經假是否帶薪，各地政策並不統一，這也增加了觸發勞動糾紛的可能。 此前，在北京職工馮某與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件中，雙方爭議點之一就是勞動者請痛經假當天的工資被剋扣。最終，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根據《北京市實施<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若干規定》中第九條第二款，「女職工患痛經，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生產的，經醫務部門證明，可以在經期休息一天，算作勞動時間」的規定，判決公司支付勞動者痛經假當天的足額工資。 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民商法系主任、副教授阿梅娜·阿布力米提表示，目前各地對於痛經假的規定多是地方性法規，多屬於倡導性條款，法律位階低，缺乏強制力。現實中，痛經假也可能因為難證明、職場性別歧視、企業規避等原因，讓女職工「有假難休」。 保障女職工健康權益 如何讓痛經假「無痛」落地？ 「痛經假是對女性勞動者的特殊保護，除了在立法層面加強法律約束力，也要在開具醫療證明和請假審批的流程簡化方面進行嘗試。」在山東奮飛律師事務所律師謝金東看來，痛經假想在更大範圍內落地，仍需要在現實層面進行探索，進一步增強女職工請假的安全感。 改變已經在一些企業發生。2024年，河北一家金屬製品公司將痛經假納入年度福利，明確「女職工在生理期可以申請1次1天帶薪休假」，並簡化請假流程，明確「原則上需提前1天向部門負責人申請，如特殊情況，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可當天申請」。 「落實痛經假也需要考慮企業的用工成本。」阿梅娜·阿布力米提建議，對落實痛經假的企業在政策支持方面予以傾斜，比如，通過財稅優惠分擔企業帶薪落實痛經假的壓力，或按女職工比例給予一定社保補貼，也可以考慮對將痛經假納入職工健康管理模塊的企業進行表彰。她還建議，從社會層面打破「月經羞恥」。 在上海蘭迪(烏魯木齊)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慧霞看來，痛經假落地的挑戰在於如何平衡女職工健康權益與企業的實際管理需求，並有效防止因此加劇職場性別歧視。「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執行的靈活性、監管的有效性以及職場文化的包容性，當這些方面協同推進，痛經假才能真正成為惠及女職工、促進職場公平的有力保障，而非引發爭議或阻礙女性職業發展的負擔。」 「痛經假應該成為女性職業路上的『溫柔支撐』，它既是對女性生理需求的尊重，也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王慧霞說。 本報記者 馬安妮 吳鐸思《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4日 06版)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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