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物陪睡」酒店你住嗎？
2025-12-04 23:59 9,815次浏览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以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是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廣州應採取針對性措施，高質量推動城市更新，加快城市「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共進，更好地構築「產城人」融合發展的新局面。 其一，激發城市空間新活力。城市空間兼有物理承載和價值產出意義。基於此，對城市空間的調整應指向空間產出的優化，以實現「產城人」融合目標。從產業產出的空間視角看，產業空間的調整將促進城市更新治理的優化。一是依託城市原有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為戰略性產業集群創設適宜空間，為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營造生長空間，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等要素，為產業升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二是通過產業布局調整等方式，促進產業與城市空間的互動和融合。例如，將老舊工業區改造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或現代科技產業園區等。三是加強產城融合示範區建設，以此引領和帶動「產城人」融合發展。 其二，提升城市更新風險治理效能。城市更新是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著眼於風險防範與治理，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則，構建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風險管控機制。由政府主導、規劃統籌，搭建管理平臺；企業及其他專業力量參與其中，提供專業技術和風險防控信息資源。二則，加強風險監測與評估。監測識別可能存在的各類風險，並進行全面深入的評估。特別要重視城市產業風險與自然災害風險的識別、評估、預警和幹預。三則，強化風險意識與認知。注重「人防」力量的使用，有效提升市民群眾對更新治理風險的認知，使其成為推動「產城人」融合的重要依託力量。 其三，完善城市更新治理制度。要切實以「產城人」融合為實踐導向，在城市更新規則中融入「產城人」融合目標及要求，確保更新改造活動在制度框架中運行。第一，注重統籌規劃和政策扶持，加強城市更新治理制度建設。在城市更新規劃中明確「產城人」融合的發展目標、空間布局和產業定位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土地供應等政策措施，支持融合發展。第二，制定關於產業發展與升級、人才「引育用留」、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相關制度，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可操作、能落地的規則指引。第三，加強監測評估制度建設。建立健全融合發展的監督評估規則，及時對城市「三生融合」發展情況開展評估分析，發現和糾正偏差，適時調整城市更新治理策略。 其四，加強責任落實及部門協作。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除舊布新」，而是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激發城市發展潛能活力、提升城市安全韌性的系統工程。所以，需要明確各職能部門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加強部門間協作和配合，完善城市更新治理體系，統籌各方合力。要根據「產城人」融合的具體任務和目標，確定對應部門的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加強統籌和日常協調，確保信息暢通；建立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推動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實現更新改造項目情況的實時更新及互通有無，減少「信息遺漏」與「信息失真」；針對複雜問題，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共同研究形成綜合性解決方案。 其五，匯聚多方力量參與。引入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參與城市更新實踐，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治理格局，有助於充分提升治理效能，實現「產城人」融合發展目標。一則，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協調各方利益訴求，有助於在達成城市更新改造目標的過程中解決遇到的問題，助力「三生融合」。二則，多方參與城市更新治理，推動治理資源下沉基層，有助於激發城市更新治理的內生動力和內在活力。三則，多方主體廣泛參與實踐和監督，形成合理的矛盾化解長效機制，為「產城人」融合提供持續的動力和保障。 【作者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文獻信息中心副教授。本文為該校2025年度新型智庫及黨建研究基地(中心)課題「基於『產城人』深度融合的廣州存量空間開發利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ZDZKT202501)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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