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鋼與美政府部門相關官員及工商界代表舉行會談會見
2025-10-22 09:04 7,432次浏览在普陀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絡交易市場專業監管所，活躍著這樣一支隊伍。從最初 「一個人的奔波」 到如今 「一群人的守護」，他們用24小時不熄的燈光，溫暖地承接每一份奔波的疲憊，為奔波在路上的網約配送員群體，悄然築起了一座座安心的 「路上之家」。一次傾聽：「深夜困境」藏著小哥的難他們的「暖新」行動，始於2023年冬季的一次對話。當時，普陀區市場監管局網監所的黨員幹部正與騎手開展常態化交流座談，騎手小張手上密密麻麻的凍瘡格外刺眼。「冬天晚上太冷，在室外等單，凍瘡是難免的。」小張的話輕描淡寫，卻讓黨員上了心。「現在騎手驛站有很多，你們怎麼不去那裡面休息？」有人問。「大晚上的都關門了！」小張苦笑，「而且路邊更方便，有單了隨時出發，為了休息一下特地跑到服務驛站裡面去太麻煩了，也浪費時間。」小張的話像塊石頭，砸在黨員們心裡。作為上海市首個網絡交易專業市場監管所，他們早已依託近鐵城市廣場探索的新就業群體服務模式，為新就業群體提供無微不至的關心，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這點探索顯然不夠。「我們要『走出去』，設身處地去了解一下小哥們到底需要什麼。」大家達成共識。青年黨員換上騎手服，體驗了一天配送員的奔波；大家分頭走訪，開了10餘場懇談會，跑了5家平臺企業、11個騎手站點、3家物流配送商，收回1327份問卷。數據不會說謊：78%的騎手都遭遇過深夜「無處可去、無處歇腳、無處充電」的困境。「這是他們的『急難愁盼』，得用『紅色』力量來破題。」黨員們達成了共識。一個承諾：從「猶豫」到「安心」，便利店變「家」「街頭便利店那麼多，何不把它們變成騎手的『家』？」這個想法，最終落在了全家便利店身上。「2024年8月，普陀區市場監管局找到我們，說想借上海門店網絡，為騎手建『路上的家』。」全家便利店負責人記憶猶新，「當時，我們雖日均承接騎手訂單1.5萬單，卻缺乏深度互動，如何助力騎手成為難題，一開始心裡並沒有底。但市場局的黨員同志說『這不是短期活動，是長期事業』，這句話打動了我，也讓我們定了心。」「破題」之路步步要細：方案改了又改，選址挑了又挑，服務內容磨了又磨……最終，選定全家便利店環球港店作為首個示範點。可新問題來了——騎手們站在店門口，猶豫著不敢進。大家靈機一動：店門口貼張「儂好，小哥」的標識，店內掛起暖心標語「累了就坐，渴了就喝，這裡是你家」。一句方言問候，像塊暖玉消融了隔閡，也道出了城市的善意。慢慢的，這個24小時「新家」驛站裡，人氣越來越旺。從「1」到「1524」：千盞燈火，溫暖不打烊火種一旦點燃，便有燎原之勢。2025年元宵節，全市1524家全家便利店同步啟動24小時「新」家驛站服務。當天，普陀區市場監管局和全家便利店搞了場「暖冬行動」：機關年輕幹部變「講師」，給騎手講食品安全知識，還端出熱騰騰的湯圓和關愛禮包。騎手老陳捧著碗，眼眶有點熱：「這湯圓暖的不只是胃，更是心。」驛站的服務還在升級：1524個網點遍布大街小巷，24小時不打烊，騎手隨時能來歇腳、喝水、取暖、充電；這裡還是「民聲前哨」，普陀區市場監管局常來徵集需求建議；這裡更成了「共治橋梁」，凝聚起全社會對新就業群體的關心。數據顯示，驛站已累計服務騎手90餘萬人次。如今，這些坐標全接入了「餓了麼」APP，騎手一鍵導航，就能找到身邊的休憩港灣。溫暖的故事，還在續寫新篇。騎手黨員們亮明身份，成了城市治理的「合伙人」。他們走街串巷、貼近民生，當起普陀區市場監管局的消費維權志願者、食品安全志願者、行風監督員。騎手宋增光成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自己學法守法，還幫著引導其他騎手守規矩、解糾紛。就像市場局說的：「便利店雖小，卻裝著城市的溫度。我們願以驛站為紐帶，讓每個奔波的人都知道——這座城市，總有一盞燈為他們亮著。」從一盞燈到千盞燈，從單向付出到共治共享，這場溫暖的接力還在繼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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