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回應高速有人戴恐怖面具
2025-10-24 09:59 8,982次浏览近日，《長安的荔枝》《南京照相館》《浪浪山小妖怪》等影片上映，掀起一陣觀影熱潮。其中，《長安的荔枝》因在IP開發領域的創新實踐引人注目。該片不僅實現了對知名IP的精準捕捉與深度開發，更在IP的聯動拓展與全產業鏈整合方面獲得顯著成效。其意義已超越單一電影作品的範疇，為破解當前中國電影產業難題做出了有益探索。 《長安的荔枝》的創作基礎具有顯著的文化優勢。「長安的荔枝」IP植根於普通人也熟知的歷史典故，即晚唐詩人杜牧的七言絕句《過華清宮》。這首詩通過生動的意象與深刻的諷喻，把宮廷的驕奢淫逸與百姓的疾苦進行鮮明對比。尤其是詩中「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名句，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演變為廣為人知的文化符號，至今仍被不斷引用和詮釋。當代作家馬伯庸敏銳捕捉到這個典故所蘊含的文化潛力，以「歷史可能性」為切入點，聚焦普通人在大時代中的生存狀態。他巧妙運用懸念設置、情節反轉等技巧，在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之間建立起豐富對話空間，回應了當代觀眾的精神訴求，即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這種基於深厚文化底蘊的創作，為IP的培育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 在成功構建IP文化基礎後，「長安的荔枝」在影視文娛領域開啟了跨媒介敘事的創新實踐，通過多藝術形態的協同開發不斷拓展其市場空間。先是2025年5月，西安話劇院將小說編創為話劇，在上海、西安、北京等城市進行首輪演出。6月，電視劇版播出，用充足的劇集時空延展出更富層次的視聽世界。7月，電影版在競爭激烈的暑期檔中脫穎而出，自上映至今一直保持票房排名前列的成績。這些作品根據不同藝術形式的創作規律進行調整：電影敘事緊湊，電視劇人物刻畫細膩，話劇舞臺呈現富有現代感，使同一個IP在不同藝術載體上呈現出多樣的藝術面貌。 不僅如此，「長安的荔枝」IP開發還溢出了文藝邊界，在文旅融合、農產品推廣等領域掀起了一場「荔枝風暴」，推動中國影視IP開發進入全產業鏈整合階段。在文旅融合方面，該IP故事發生地西安創新性地將影片中的「荔枝運輸路線」轉化為沉浸式體驗項目，串聯華清宮、大唐不夜城等核心景區，形成打卡路線。「長安的荔枝」IP的熱度還直接轉化為產業動能，電影、電視劇、話劇片方以及觀眾對「荔枝」這一IP核心意象深度聚焦，激發人們對產品的消費熱情。數據顯示，某電子商務平臺的「廣東荔枝」搜索量環比激增143%，相關產品持續佔據多個平臺熱搜榜。這一系列的成功實踐表明，中國影視文娛產業的整合能力與好萊塢成熟的IP運營機制相比毫不遜色。 在所有「長安的荔枝」IP的開發實踐中，電影版的表現尤為突出。該片較為忠實地還原了原著小說中的情節，將小吏李善德跨越五千裡運送荔枝的傳奇故事，濃縮為一個扣人心弦的職場寓言。影片讓歷史情境與現代職場生態形成呼應。古代荔枝運輸的緊迫時限，讓當代職場人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感同身受，看似荒誕的官場博弈暗合了時下一些職場中流行的所謂「生存法則」。這種跨越古今的情感共鳴，精準擊中了當代觀眾在快節奏生活中對自我價值實現的深層思考，使這部古裝題材作品超越娛樂範疇，升華為引發社會廣泛討論的文化現象。這部作品受到觀眾歡迎，說明打動人心的故事始終是文藝創作的核心。通過流動的美感畫面讓觀眾獲得身心愉悅，是創作者應該追求的藝術效果，給人以歷史、人生的啟迪，讓人在觀影后體悟某種「形而上」的「況味」，更應當成為創作追求的精神境界。從實際效果來看，電影《長安的荔枝》乃至「長安的荔枝」IP開發正在不斷向這一境界靠近。 不過，與「長安的荔枝」IP化創作成功形成對比的是，今年暑期檔前半程的票房表現一般。究其原因，除了受到短視頻、微短劇、網絡綜藝等新業態衝擊的因素外，當下中國電影的結構性問題同樣不能被忽視，其突出表現為部分固守原有創作理念的內容生產模式難以滿足觀眾日益提升的多樣化觀影需求。當人們習慣了在流媒體平臺按需點播、在短視頻平臺即時互動時，一些電影仍使用套路化的故事架構、臉譜化的人物塑造以及說教式的主題呈現，就難免與觀眾的審美期待產生脫節。破解當下中國電影的結構性困局，關鍵在於推動內容生產的供給側改革，而IP開發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具體而言，中國電影既需要持續深耕諸如「哪吒」系列之類的頭部IP，通過工業化製作維持產業基本盤；另一方面也應積極培育「長安的荔枝」系列等新興原創IP，為電影工業注入創新活力。在此過程中，還需要中小成本電影、類型電影、藝術電影豐富並完善供給格局。若能實現這樣的多樣發展格局，中國電影將能在新興視聽業態的衝擊下保持產業韌性，並在市場環境持續優化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包磊，系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副研究員)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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