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黨建+」三維賦能 推動古建從「爆紅」到「長紅」
2025-11-01 11:58 1,912次浏览半月談記者在河南某縣調研時，發現一件怪事：民政部早在2017年叫停的「村章鄉管」，竟在當地出現新變種「鐵箱鎖章」。一些鄉鎮竟把下轄全部村委會的公章鎖進鐵箱，村民蓋章，需先經層層審批，再找鄉鎮幹部拿鑰匙開鎖。有村幹部吐槽：「鄉鎮政府把村章鎖起來，那麼縣政府是不是也能把鎮政府的章鎖起來？」受訪基層幹部、村民表示，此舉是以管制代替治理，用「蠻」辦法解決基層治理難題，不僅違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 村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 在當地一村便民服務中心，半月談記者遇到一位來此辦理養老金手續的村民閃大爺，他要蓋村委會公章。按照當地規定，他費盡周折找街(片區)會計、街長籤字後，返回便民服務中心已是17時36分，卻被告知已到下班時間，儘管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要等到第二天。 一問才知，村委會公章被鎮政府鎖進了鐵箱，上了兩把鎖，一把鑰匙在村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幹部保管。記者看到，所謂的鐵箱就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柜子上放著，想打開，並不容易，需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而此時鄉鎮包村幹部已下班。 眼見村章蓋不上，閃大爺唉聲嘆氣，直呼「太麻煩了」。採訪中，有村民向半月談記者吐槽，之前村章放在鄉鎮，實行「村章鄉管」，蓋章麻煩，去年9月，鄉鎮把村章還回來了，卻鎖進了鐵箱，蓋章依然麻煩。 村民委員會印章，是村級公共權力的象徵，在辦理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村民生產生活中辦理參軍、外出務工證明等手續時必須使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幹預依法屬於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項。」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公安部關於規範村民委員會印章制發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見的通知》，村級公章應由村裡專人保管，便於村民自治和群眾辦事。 早在2017年2月，民政部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村民委員會印章由指定的符合條件的村民保管，這既是村民自治的具體事務，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直接體現。無論出於什麼初衷或者目的，把村公章收歸鄉鎮政府，實行「村章鄉管」，違背了相關法律法規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必須堅決予以糾正，「給幹部以信任，還百姓以方便」。 「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 在當地另一個村，半月談記者見到值班的村監委會王主任，攀談中了解到，該村的村委會公章被鎖進了街道辦統一發放的黑色鐵箱，鐵箱固定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文件櫃裡，鑰匙由街道辦包村幹部掌管。 當問及村裡辦事蓋章怎麼辦？王主任說，全街道都是這樣，不是針對某個村，先由分管村幹部或村支書在用章審批單上簽字，再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開鎖、蓋章。由於蓋章事項較多，包村幹部一周至少來個兩三次。他介紹，原來村章在鄉鎮，去年還回村裡，有時感覺還沒「村章鄉管」時方便，「從便民服務的角度講，村章歸村裡管比較快捷，便民服務就是要快，是不是？」 半月談記者又隨機來到另一個村，村委會公章同樣被鎖在鐵箱裡，不同的是，鐵箱沒有固定，上了兩把鎖，一把鎖的鑰匙由村幹部保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包村幹部保管。該村黨支部書記介紹，有時包村幹部到村裡開鎖，有時村幹部提著鐵箱去鄉鎮開鎖。 採訪中，一位村支書吐槽，「我們怕麻煩，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並反問，以後鎮裡的章是不是由縣裡鎖住？ 針對把村章鎖進鐵箱的做法，這個縣的縣委社會工作部表示：「鑰匙由村幹部與包村鄉幹部分別保管，導致群眾蓋章需鄉幹部在場，不利於村委充分行使自治權。」 以管制代替治理，根子是官僚主義 對於鐵箱鎖章亂象，當地部分鄉鎮幹部的解釋是，公章放在村裡後，怕村幹部蓋人情章、黑屋章，因此想到用這種方式加強用章監管。但受訪群眾、基層幹部表示，時至今日，個別地方政府在處理基層治理難題時，仍然採取「鐵箱鎖章」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可思議，根子是漠視基層群眾訴求，是懶政，是官僚主義作祟。 為了規範村章管理，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於2024年9月專門出臺內部文件，強調了村章在保管、審批、存放、追責等方面的規定。遺憾的是，上級文件未能真正規範村章管理。 「這個事肯定是違法的，不符合文件要求，一定要整改。」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負責人說。但問及鐵箱鎖村章亂象，該部門是否掌握情況，或者是否進行過調查時，他均回復不清楚。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當前組織、紀檢、社會工作部、屬地鄉鎮等從人員選配、紀律檢查、制度建設、村級帳戶、合同審查等多方面對村幹部群體進行監管，再加上村監委會和村民監督，對村幹部的監督已覆蓋多層。在換屆選舉等節點，上級黨委政府還會從選人、管錢兩方面加強把關，選人用人、三資管理、監督巡查等各項制度也比較規範，村幹部違規操作空間已比較小。 半月談記者於近期接到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反饋，當地紀委聯合社會工作部召開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會議，責令存在「雙鎖」管控的村在24小時內拆除鐵箱，將鑰匙全部交還村委會。 半月談記者：孫清清 韓朝陽 來源：半月談微信公眾號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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