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釋放「人工智慧+」的創新動能
2025-11-20 13:31 6,745次浏览龍舟飛馳湖面，岸邊助威聲如潮。8月9日至10日，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激烈角逐，中國隊共取得兩枚銀牌。 本屆世運會，共有12支隊伍144名運動員參與龍舟項目角逐。比賽的激烈程度超出人們的預期，6個小項的18枚獎牌由6支代表隊瓜分。其中，印尼隊成為最大贏家，獲得3金2銀。 本屆世運會，龍舟、武術作為正式比賽項目首次登上世運舞臺，加上世運會「常客」——拔河，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盡展「國際範兒」。 龍舟相傳起源於我國先秦時期，賽龍舟不僅促進競技交流，還能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彰顯民族精神。中國隊此次未能摘得金牌，出乎很多觀眾的意料。實際上，龍舟運動早已突破東亞、東南亞地區等傳統開展地區，被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接受並喜愛，已擁有較為廣泛的參與人群，競爭日趨激烈。 據國際龍舟聯合會統計，目前該機構有近90個國家和地區成員(1991年成立時僅12個成員)，全球約有5000萬名龍舟愛好者。在此背景下，龍舟順利「划進」了世運會。 藉助成都世運會平臺，龍舟項目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印尼選手達尤明隨隊摘得了2金1銀。她對記者表示，東南亞龍舟項目十分普及，每年印尼各地會舉辦多項龍舟賽事，「我希望通過世運會，能讓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這個項目，加入我們的行列」。 此次12支參賽隊伍中有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烏克蘭等4支歐洲隊伍，他們整體發揮出色。西班牙隊摘得了8人座公開組2000米追逐賽的銅牌，賽後隊員蒙特阿古多 拉戈對記者表示，龍舟項目最吸引他的就是龍頭張嘴的長船還有鏗鏘有力的鼓點，「這項運動體現了中國的文化特色，很有魅力，它需要團隊協作，這次是友誼的力量讓我們獲得了獎牌。」他還告訴記者，西班牙近年來有不少水上項目的愛好者開始體驗龍舟運動。 1984年，龍舟正式成為國內體育比賽項目後，迎來快速發展。2010年，廣州亞運會首次將龍舟納入正賽項目，此後的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2023年杭州亞運會，龍舟都作為正賽項目亮相。2021年，龍舟還作為表演項目出現在東京奧運會上，這是龍舟在奧運會上的「首秀」。 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認為，龍舟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既得益於其在全球的普及度大增，也因為這項古老運動所持續進行的現代競技轉型」。記者了解到，有別於傳統民俗活動中的龍舟賽，為適應競技比賽和時代，成都世運會的龍舟項目精簡了參賽人數，縮短比賽距離，同時要求每支龍舟隊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選手。 與龍舟類似，武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被譽為我國的國粹。此次世運會，武術首次成為正式比賽項目，設置了武術套路和散打兩個分項。在女子太極拳-太極劍決賽中，盧卓靈為中國代表團摘得了本屆世運會的首金。 近年來，武術在世界體育大賽中影響力不斷增強。1990年開始，武術長期成為亞運會正式比賽項目。世運會上，從2009年作為邀請項目首次亮相，到如今首次成為正式比賽項目，武術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充分認可。此外，武術還入選了2026年達喀爾青年奧運會。 國際武術聯合會秘書長張玉萍認為，武術在亞洲廣泛開展，群眾基礎好，世界其他地區水平也在快速提升，武術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本屆賽事彰顯了武術的深厚文化底蘊與國際競爭力，我相信，武術項目終將進入夏季奧運會。」 趙曉俐認為，中國傳統體育項目通過世運會的舞臺，拓展了世運會的多樣性，也進一步增強了這些項目的影響力，為今後更廣泛地進入世界綜合性體育大賽奠定了良好基礎。 (本報成都8月10日電)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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