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蒼山走失的8歲自閉症男童已不幸離世，遺體在一處山澗裡被發現
2025-11-07 10:35 7,685次浏览「上海就是我的偶像。年輕時，她是一位戀人；父母離世後，上海就像我的父母。」8月13日下午，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孫甘露在上海書展東方閱讀盛典上說。伴著書香，他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圍繞「寫作與上海」展開對談，剖析這座城市與文學創作的深厚聯結。談及上海在自己生命中的特殊分量，孫甘露坦言自己從未長時間離開過上海，「最多也就出差旅遊，沒有超過15天。」在他看來，上海的邊界仿佛就是世界的邊界，這座城市的多元與包容，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談及個人品質與上海的關聯，孫甘露認為自己身上較強的忍耐力，恰是上海人迷人的特質之一。「以前，有些影視作品會調侃一下上海人的一些性格特徵，但是上海人總是看完之後一笑而過，這就是一種忍耐力。」孫甘露說。這種在城市生活中磨礪出的韌性，不僅體現在日常處世中，更滲透到他的文字創作裡，讓其作品在細膩中透著堅韌。創作歷程中，孫甘露曾有過放棄寫作的念頭。他坦言，寫作對自己這類自認「沒才華」的人而言並非易事，需要特殊的堅持與天賦。上海這座城市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素材，早年隨軍人父親在上海郊區生活的經歷，以及後來做郵遞員時接觸到的各行各業人群和多樣生活場景，都成為他筆下故事的源頭。他認為，小說創作並非對現實的精準復刻，而是通過文字激發讀者的想像，需在真實基礎上進行藝術虛構，而當下影視和文學中出現的群像式表達，值得深入研究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動因。孫甘露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細節，稱做郵遞員的經歷塑造了他對城市的認知，即便後來身份轉變，內心本質仍未改變。他偏愛藍色和綠色，日常穿搭常是內穿T恤、外搭襯衫，這些看似瑣碎的個人偏好，也折射出他與上海這座城市低調而多元的氣質相契合。在他看來，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是父母健在之時，最痛心的則是父母離世，這些私人化的情感體驗，也融入了他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複雜情感書寫中。毛尖從文學研究與創作的角度補充了對上海的觀察。她認為，上海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既能承載宏大敘事，又充滿市井煙火氣，這種雙重特質為寫作者提供了廣闊的表達空間。許多作家在書寫上海時，都會不自覺地將個人記憶與城市肌理交織，讓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時代印記。對談中，兩人還談及文化現象與創作環境。孫甘露認為，文化發展如鐘擺般在不同風格間擺動，無須過度憂慮其走向；他不擔心短視頻對長內容的衝擊，自己也會看短視頻，認為其中不乏有趣的表達。他還提出，優秀的作家和演員往往具有雌雄同體的特質，這種特質能讓他們更敏銳地捕捉人性的複雜面。半個小時的對談中，孫甘露與毛尖以各自的視角解讀著上海與寫作的關係，他們的分享讓現場觀眾感受到，上海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城市，更是文學創作中鮮活的精神符號，始終滋養著與它共生的寫作者。
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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