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建議陳奕迅可以停藥
2025-11-26 12:03 1,429次浏览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世間萬物，如同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似乎都有生命周期，逢高則落，唯有創新突破，才有可能穿越周期。電影亦是如此。 近日，暑期檔電影市場，雖然若干作品票房尚可，但總體而言，業內期盼的紅紅火火場景並沒有出現，暑期不熱，甚至有人驚呼市場出現了難以承受之重。這是偶然，還是必然呢？ 其實，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小銀幕到大銀幕，彈指百年間，電影市場一路走來，演繹了一部精彩的行業周期史。 70年代末，筆者剛上小學，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看露天電影了。當時大家一聽說村裡要放電影，就早早搬個小板凳去等候著。甚至鄰村要放電影，幾個小夥伴瞞著家人，不遠數公裡，也要去看一看。此時，看電影帶來的心理效用極高；更重要的是，電影供給在那時是極其稀缺的，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替代的，是一個典型的情緒密集型奢侈品。 80年代中期，上了中學，家裡有了電視，從14英寸的黑白電視到21英寸的彩色電視，從新聞即時播報到聲情並茂的紀錄片，從電影到電視劇，從體育頻道到音樂頻道，精彩紛呈。剎那間，電視的小屏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電影的大銀幕，電視的全天候供給開始衝擊電影的非常態供給。偶爾記得，學校每學期都會組織學生去看場電影，有時幾個同學一起相約看場電影，卻沒有了小時候看電影的心潮澎湃，情緒價值明顯下降了。是電影邊際效用減弱也好，是人們喜新厭舊也罷，總之，大銀幕不再「一枝獨秀」。 90年代，上了大學，最大的變化是失去了中學時代的家庭電視自由。宿舍裡沒有電視，同學相約周末看電影成為閒暇生活的選擇之一。電影市場有了小眾的感覺，成了學生生日、戀人約會、親子互動、節假日休閒等活動的重要場所。春節檔、賀歲檔、暑期檔、國慶檔等電影標籤應運而生，為的是爭取有限的觀眾走進影院，力爭點燃觀眾的情緒價值。與之對應的是，一眾電視劇也各出奇招，行業內的競爭是激烈的，電影與電視「搶觀眾」開始白熱化。電影成了偶爾的情緒價值點綴，儘管有幾部電影票房創了新高，但也有許多部電影無奈陪跑。 如今，參加工作多年後突然發現，這個世界變化快，既沒有時間看電影了，甚至也沒有時間看電視了。更為重要的是，手機來了，永遠在線的移動智能來了，電影、都市劇、短視頻隨時隨地都可以在手機上看了。二次元世界的虛擬與現實體驗，劇本殺、密室逃脫的角色扮演，娛樂、餐飲、購物、知識等無所不包的直播，無處不在。電視、電影都式微了。大銀幕好像逐漸招架不住小屏幕了，而這一次是更小的屏幕：手機。手機成了身體的一部分，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情緒價值宣洩的關鍵載體。 這一次，電影碰到了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與阿爾法世代(2010年後出生)。這些網際網路時代的「數字原住民」，行為特徵是：重體驗、求品位、愛品牌、快行樂。TA們謀求「零等待」的情緒化消費，重視情感價值和情緒價值。 此時，電影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不僅面臨與手機的行業間競爭，更面臨激烈的電影行業內競爭：聲光電的精美畫面，扣人心弦的情節翻轉，刺激心靈的對白和價值觀，一個都不能少。心動決定行動，誰能觸動觀眾的心靈，誰能帶動觀眾體驗感悟人生，誰能帶給觀眾更多情緒價值，誰就能爭取到貨幣選票。為此，院線不僅僅放電影，更要提供細緻齊全的吃喝玩樂的配套服務，通過全方位為觀眾提供情緒價值，才能夠把人氣變成現金流。 可見，電影業式微背後的行業間競爭與行業內競爭是趨勢性的，唯有精益求精，提供更好的體驗型商業業態，才有可能穿越周期、逆勢生長。 展望未來，電影不會消失，也會有爆款出現，但似乎無法判斷，何時哪一部電影將成為下一個網紅？畢竟，不同時代的人偏好是不一樣的，同一個人的偏好也是會變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情緒價值，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網紅大片。我們等待著更加精彩的下一部大片的到來。 【作者系暨南大學投資諮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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