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國家高新區「火炬閱空間」落戶江蘇無錫
2025-11-06 22:19 5,146次浏览上海書展上的童書擁有專門闢出的展館，逛童書館也是許多帶著孩子來書展的家長的重要選項。但是，面對浩若煙海的童書，該如何選擇？也許書展上頒出的「童書獎」會是一份「閱讀指南」。「上海好童書」：不發一分錢的榮譽書展首日，第十二屆「上海好童書」揭曉慶典暨《新說山海經繪本系列》第一輯發布。據悉，第十二屆「上海好童書」共收到全國57家出版社（包括香港、臺灣）寄來的童書255種，這是歷屆最多的一次。獲得本屆「上海好童書」有三十種，兒童文學類16種，科學知識類8種。本屆「上海好童書特別好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家兒童文學書系·王蒙卷》，它以獨特的兒童視覺書寫的兒童文學作品。頒獎現場韜奮基金會副理事長魏玉山表示，這份書單，不僅是一份權威指南，更是獻給千萬家庭的「閱讀信任狀」，幫助他們在信息迷霧中開闢出一條通住優質閱讀的清晰路徑。活動主辦方向小朋友贈書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馬文運熱情洋溢地說：「『上海好童書』悉心甄選的每一部佳作，都是智慧的種子、想像的翅膀。本屆獲獎作品中，有讓漢字在紙上跳舞的趣味啟蒙，有將數學王國變成冒險樂園的奇妙構思，有講述小動物間真摯友誼的溫暖篇章，更有引導孩子思考人與自然的深邃之作。這些作品如春風化雨，在孩子心田播撒真善美的種子。」大會主席、作家張錦江回顧了12年來開展「上海好童書」活動走過的歷程，這項不頒發一分錢的「上海好童書」榮譽，成了全民閱讀推廣的品牌，成了閱讀的指明燈。《新說山海經》系列繪本第一輯包括《白鹿記》《黑森林》《羽人》《金種子》《青燕》五冊，是張錦江與插畫師辛勤創作的智慧結晶。正如張錦江所言，好的繪本，文字是流動的畫面，畫面是凝固的詩。這五冊繪畫風格各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既有民族元素，又有現代藝術的張力，神話讓人驚奇，又有現代價值觀念隱於藝術之中。「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科幻小說獲金獎第四屆「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在上海世紀出版園頒出，本屆「新作獎」金獎由青年作家陳菁斬獲。她創作的《我的媽媽是機器人》是一部講述人類女兒陳有佳試圖將機器人媽媽艾玲改造成人類媽媽的科幻小說。作者巧妙地利用「機器人」的各種特質，聚焦於女孩成長的日常細節，折射出當代親子關係、少兒心理、社會教育等諸多命題，富有多元意義。「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新作獎」的稱號分別授予了五部作品：連城的《河神的女兒》、李學武的《無咎書館》、喬挽月的《今天老虎會來嗎》（圖畫書）、石囡的《火山上的紫藤花》和三水的《我要找到龍》。獲獎童書其中，《今天老虎會來嗎》是榮獲該獎的首部圖畫書作品，繪畫風格契合兒童審美趣味，色調活潑明亮，故事貼近兒童生活與心理、情感真摯動人。「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以中國兒童文學屆的標杆式作家秦文君的名字命名，她創作的「賈裡賈梅大系」等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影響了中國幾代青少年的精神塑造和審美追求。獎項評委會主席秦文君表示，評獎過程中作品均匿名，評審環節貫徹「公平公正」的理念，杜絕各種幹擾，給評委創造一個純淨嚴謹的討論投票環境，守護兒童文學的本真，選出深刻觸達童心的佳作。兒童文學的創作既要傳承中華民族優良美德和愛國精神，又要展現當代少年陽光向上的精神風貌；以高雅靈動的敘事提升孩子的文學審美，真正實現「用文學滋養心靈，以故事引領成長」。少年兒童出版社總編輯陸小新認為，「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自設立以來投稿量持續攀升，四屆參與評獎的投稿量已超5000篇。近來作品體裁愈加豐富、緊扣時代發展，科幻小說比重上升，從非遺傳承到星際探險，從鄉村振興到城市變遷，從成長困惑到自然哲學，作品既紮根大地，又仰望星空。目前「秦文君兒童文學創新獎·獲獎書系」已由少年兒童出版社陸續出版。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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