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近期各地兩岸交流活動豐富多彩
2025-10-24 08:22 7,378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與大運會時隔兩年，成都又一次成為世界體壇熱點所在——8月7日晚，第12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天府國際會議中心「天府之簷」盛大開幕。來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3942名運動員相聚成都，他們將共同書寫世界運動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對於成都市民來說，世界運動會相比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多少顯得有些陌生。世界運動會上的一些比賽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等，對很多中國人更是陌生。但強調運動項目的多樣性、多元化，詮釋運動的無限可能，正是世界運動會的核心價值與最大魅力。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的世界運動會，也將鼓勵運動多樣化的理念帶入中國，進而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與奧運會的相互補充和促進相比起超過百年歷史的現代奧運會，世界運動會的誕生時間要晚很多。上世紀70年代，因奧運會的規模所限，一些運動項目遲遲無法進入奧運會，但登上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舞臺是很多運動員的夢想。這些非奧運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因此希望為運動員開創一個國際性運動會，以便讓這些運動員也能獲得參加像奧運會那樣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機會。世界運動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世界運動會以非奧運項目為主，其中既有一些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冷門的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短柄牆球，也有一些中國人較為熟悉而且中國運動員極具實力的項目，如技巧、健美操、啦啦操、體育舞蹈、輪滑、撞球、武術、龍舟。還有一些項目曾屬於世界運動會，但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就離開了世界運動會，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鐵人三項。另外還有一些項目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未能留在奧運會，所以它們在世界運動會進進出出，如霹靂舞、棒壘球。由於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已故國際奧委會原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先生曾高度評價世界運動會是「二級奧運會」。一些從世界運動會走向奧運會的項目，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霹靂舞，它們在世界運動會的存在經歷對其加入奧運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薩馬蘭奇先生也曾進一步闡釋過世界運動會的角色是「奧運會的實驗室」。成都體育學院天府國際體育賽事研究院院長柳偉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認為，儘管世界運動會遠不像奧運會那樣具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世界運動會的存在對於世界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柳偉說：「世界運動會為非奧運項目提供了頂級競技平臺，填補了奧運會覆蓋範圍的空白。一些項目如飛盤、軟式曲棍球，擁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基礎和文化價值，世運會的存在確保了它們的國際發展和競技提升，促進了全球體育的多樣性。」奧運會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頂級綜合性運動會，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並非競爭關係。世運會與奧運會的互補，也讓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增益。柳偉表示，「奧運會聚焦高競技性項目，而世運會更注重包容性和創新性，為新興項目提供試驗場。一些世運會項目，如攀巖、滑板已成功進入奧運會，證明了世運會在推動體育項目進化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世運會強調「團結、包容、多樣性」，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運動員和觀眾，增強了全球體育的凝聚力，其較低的舉辦門檻也為更多城市提供了承辦國際賽事的機會，擴大了體育文化的全球傳播。世運會與成都的雙向奔赴世界運動會之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影響力都比較低，這與中國大陸從未舉辦過這一非奧運項目的全球頂級賽事有很大關係。2018年，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協助成都申辦世界運動會，為此後世界運動會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通過支持成都申辦世運會，薩馬蘭奇基金會旨在將多元體育文化引入中國，填補中國大陸承辦此類國際賽事的空白。同時，2018年正值成都推進『三城三都』（包括『賽事名城』）建設的關鍵階段。薩馬蘭奇基金會深度參與成都申辦世運會的全流程，包括協調IWGA（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考察評估，最終助力成都成功獲得2025年世運會舉辦權。這是成都積累國際賽事經驗、為未來申辦更高規格賽事鋪路的重要一步。」8月7日上午，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副主席湯姆·迪倫稱讚成都為世界運動會的發展創造了許多個「首次」，包括在世界運動會歷史上首次舉辦的火炬傳遞活動，將世運會體育精神直接帶到成都市民身邊。成都也將充分利用現有和改造後的體育設施舉辦本屆世運會，這被湯姆·迪倫評價為「最具可持續性的一屆世運會，樹立了辦賽的新標杆」。成都世運會剛剛揭幕，但為世界運動會及全球體育繁榮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展現出來。柳偉認為，「成都首次為世界運動會設計火炬並策劃火炬傳遞，賦予賽事更強的儀式感和文化象徵意義。火炬設計融入大熊貓、芙蓉花等成都元素，結合『團結、包容、多樣性』的理念，彰顯了中國文化與全球體育精神的交融。這種創新不僅提升了世運會的全球辨識度，也為非奧運項目的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作為中國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成都也通過舉辦世界運動會，進一步在全球展現了城市的包容、開放以及活力、魅力。成都世運會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成都市副市長許興國介紹，「成都以舉辦世運會為契機，持續提升城市環境品質，在城市重要道路節點、公園景區融入世運元素，全面呈現『公園城市、活力世運』的園林景觀和『乾淨、整潔、有序、美麗』城市形象。成都同時結合全民健身，深入開展世運項目進社區、進學校、進商圈和『跟著賽事去旅行』系列活動，打造130個市民家門口的『世運空間』，吸引市民遊客參與體驗跑酷、飛盤、攀巖、射箭等新潮運動。」在本屆世運會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義大利女子射箭選手基亞拉·雷巴利亞蒂作為運動員代表，表示自己已經做好計劃，她期待著在完成比賽任務之後的「成都漫步」。助力中國實現全民體育8月6日下午，在率先開賽的本屆世運會軟式曲棍球比賽現場，觀眾席上有不少觀眾都是帶著孩子觀看比賽的家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觀看軟式曲棍球這個項目，但孩子們紛紛表達了希望體驗、參與這項運動的願望，家長們也基本上表示支持。可以預見，隨著本屆世運會各個比賽項目的陸續開賽，很多冷門、小眾的運動項目都將第一次闖入國人視野，很多中國觀眾也將第一次感受到，在主流的奧運項目之外，體育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多彩。根據2024年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體育場地達459.2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89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比例達37.2%。當參加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體育運動項目的多元化需求也成為必然。近幾年，諸如飛盤、槳板、匹克球等新興運動在國內的迅速走熱，也反映出當人們的體育運動熱情被點燃，體育消費的欲望被釋放，運動興趣的選擇一定不會只局限在少數幾個主流項目。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世運會強調『包容與多樣性』，這與中國的體育觀念從『唯金牌論』向『全民體育』轉型的趨勢相契合。成都世運會的申辦、舉辦，是中國體育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鍵一步。成都世運會的包容性理念、科技賦能實踐及產業化探索，不僅豐富了全球體育生態，更為中國體育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成都世運會的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下中國體育發展的時代之所需。柳偉表示，「成都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運動會，通過非奧運項目的多樣性展示，打破了公眾對體育的傳統認知局限，為他們植入了『團結、包容、多樣性』的體育價值觀。這種理念將長期影響成都乃至中國的體育發展，鼓勵人們接納小眾運動，拓寬運動參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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