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鄲8月13日電 (王天譯 劉昆) 河北省邯鄲市曲周博物館館長李治山13日透露,該館工作人員近日在曲周縣西街村發現一通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石碑,為明朝進士彭化鳳神道碑,距今已有400年歷史,為研究明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 圖為8月13日拍攝的石碑拓片。 李治山 攝 新發現的石碑為青石材質,碑體高256釐米,寬103釐米,厚33釐米,石碑榫頭保存完好,但現場未發現碑座和碑頭,碑文清晰可辨,共41個顏體楷書大字,系彭化鳳之子彭永祐為其父所立。 「這通石碑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曲周彭氏家族歷史淵源的空白,更為研究明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李治山說,明代以來,曲周彭氏家族為名門望族,尤其是民國時期,國畫大師彭八百是彭家後輩人才中最出名的一位。 8月12日,曲周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清理石碑表面汙垢。 劉昆 攝 據《曲周縣誌》記載,彭八百是曲周人,原名彭鴻恩,號耕蘭山人,擅長畫蘭石,是與齊白石齊名的國畫大師。 「結合碑文和彭氏家族史可知,曲周彭氏族人歷來重視勤儉持家、詩書繼世的理念,明代以來湧現出不少歷史文化名人。這種深厚的家族文化積澱,連同代代相傳的重視教育理念,為彭八百的藝術成長提供了豐沃土壤。」李治山認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彭氏家族的百年文脈會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完)
抗日戰爭期間的1939年9月至1944年6月,中日兩軍爆發了四次長沙會戰。這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中日兩軍為何在長沙爆發了四次會戰?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姚江鴻認為,長沙會戰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是長沙以及湖南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戰略態勢相關。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之後,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為了確保對武漢地區的統治,企圖「殲滅」武漢周邊的中國軍隊。 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這段時期內,長沙一度是中國抗戰的軍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兩軍對峙在湘北以及鄂南、湘贛地區,中國軍隊對日軍佔領的武漢形成威脅。最重要的是,以湖南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集中了中國軍隊的主力部隊,日軍妄圖「圍殲」這些部隊。 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指揮所舊址。楊華峰 攝 其次,長沙會戰與湖南的地理位置有較大的關係。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的戰略大概分為兩個方向,要麼西進進攻重慶;要麼南下打通粵漢鐵路,甚至去連接越南,形成所謂的「大陸交通線」。然而,無論是西進還是南下,日軍都需要經過湖南。 長沙會戰碑。楊華峰 攝 另外,湖南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同時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起到兵員補充的作用,也是中國抗戰的重要基地。日本企圖徹底徵服中國,就必須佔領湖南、佔領長沙。 遊客參觀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前三次長沙會戰,在戰略上均被認定為中國的勝利,中國軍隊挫敗了日軍的進攻意圖。」姚江鴻認為,長沙三次會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日本侵華軍隊,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野心,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軍隊紛紛潰敗的情況下發生,有力地支援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作戰,提高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地位。 在嶽麓山頂遠眺長沙城。楊華峰 攝 姚江鴻表示,長沙會戰雖已過去許多年,但是作為中華民族抵抗外族侵略過程中的幾次大型會戰之一,在今天仍有重要啟示。「它不僅關乎正確的戰略決策、民族團結與抗爭精神,而且彰顯出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我們應該繼續加強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尤其是像長沙會戰等在世界戰爭史、二戰史有一定影響的戰役研究,才能更好地去捍衛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 作者:向一鵬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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