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運會】白雨露奪冠後激動落淚：為國家爭取到榮譽是莫大榮幸
2025-10-24 08:12 1,836次浏览8月4日，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去世，享年95歲。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 他的童年在重慶度過，目睹了日機對重慶慘無人道的大轟炸。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 許倬雲，漢族，江蘇無錫人，1930年9月2日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1970年許倬雲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當選為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 許倬雲曾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 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其學術代表作有「古代中國三部曲」(《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另有「中國文化三部曲」(《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大眾史學著作數十種，其作品《萬古江河》獲得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2004年，許倬雲榮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2020年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2023年獲頒「2022-2023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2024年獲得唐獎第六屆漢學獎。 南山萬松叢中聽父親讀名臣奏議 許倬雲的童年和重慶關係甚密。他在2024年出版的《長江小史》一書中寫道：「長江於我，印象深刻。江行一路，兩岸風光，如同拉洋片，從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進入三峽，過峽要耗時一日，豐都以上緩水平流，一直到重慶。重慶是兩江相夾的半島，一邊是嘉陵江，一邊是長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長江水濁；在唐家沱清濁合流，就像『涇渭分明』一樣。」 抗戰時，許倬雲一家住在重慶南山，有數年之久。許倬雲出生時手掌內屈，雙腳無踝，足背向地。身體有恙，加之戰亂，高中之前一直沒進過學堂。1946年，許倬雲從重慶回到江蘇無錫，到輔仁中學就讀。 在重慶南山萬松叢中，父親許鳳藻喜歡給少年時的許倬雲讀名臣奏議。家住重慶期間，不到10歲的許倬雲經歷了一次次轟炸，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殘酷景象。在萬縣(今重慶萬州區)大轟炸後，從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許倬雲看到了電線上半具屍首、樹幹下一條大腿……多年後，已成為歷史學家的許倬雲，依然無法忘懷少年時所看到的景象。 著作入選重慶「百本好書」 許倬雲心懷天下悲憫蒼生，不斷思考和著述，以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聞名於世，畢生致力於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為世界文明提供解決方案。他的兩部作品也先後入選重慶市全民閱讀活動辦公室主辦的「百本好書送你讀」推薦書目，向全市讀者推廣。 2023年9月的書單推薦了《往裡走，安頓自己》，他在書中用他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只有往裡走，才能安頓自己。如果你總感覺活著很累，那就翻開本書，從今天開始安頓自己的心。 2023年12月的書單推薦了《經緯華夏》。「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圍繞著這一發端，許先生以九十高齡迎難而上，八易其稿，結撰出這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經緯華夏》。該書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觀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 縱深 許倬云：中國事是我的事 在2022年世界讀書日來臨前，記者曾與他對話。 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這位歷經世間百態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國，也把他的中國融入了他的生命。這個生命，這個中國，都將如他鍾情的江河，奔流萬世，生生不息。 1 家與國 他的童年時期，恰逢日本入侵，國家與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戰火、飢餓、恐懼等切身經驗，深入骨血。他回憶戰亂之中的離亂歲月：逃亡途中，看見日本人掃射難民；有些人逃難路上，體力衰竭就倒斃途中，旁人走過都沒餘力埋葬；傷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沒有藥，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離失所，生離死別，人不像人」。 「在那種經驗裡長大的孩子，快樂不起來。」八十歲以後，他時常回顧逃亡的經歷，一講就忍不住哭。 對於他，「民族」和「國家」都是活的，後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計和安全都不復成為問題，民族和國家在日常意識裡便自然隱遁了。對兒子，他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國之思強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對他時，以他的處境為前提」。 但他的家國思考，沒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達理解，走得很深。 2 人與群 關於人與群的關係，他曾講過這樣一個比喻：「人類是動物，是跟猴子一樣的動物。很少有孤獨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雖然猴群裡面有被欺負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聰明的猴子會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動物，我們要理解這一點。」 進入人生後半程的許倬雲，對於群體，仍保有深摯感情，但思考更為冷峻。 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 許倬雲的求學、教學、治學生涯，有相當一段時間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度過，在那裡，他廣泛接觸中外學人，交了不少各國朋友。其中，有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人，他們雖生在法西斯國家，但反對給世界招致災難的國家主義。與他們的交往，促成了許倬雲思想的轉變。50歲之後，他已反思到，要「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他依然反戰，傷痛刻骨銘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難。 時代會強人所難，群體也會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終記得：「一個群體的歸屬，應是自己的選擇。」 3 普通人與大歷史 許多老一輩讀書人心中有天下。他們身上普遍匯集了三種特質：濃厚的家國情懷，大問題意識，以及啟蒙濟世的使命感。 許倬雲的學術生命，當然也流淌在同一條河流裡。他著眼大問題，從具體處著手；他寫中國，視野在全球，不自外於他者；他寫當下，背景是長周期的歷史變化。 他說自己關心的「就是21世紀大轉變的問題」，我們「關心自身，心系周圍的事情，永遠不能離開今天的世界」。 在採訪中，他提醒知識分子，要努力認識真實的中西雙方，「認識中國傳統的意義，認識西歐從過去到現在的轉變過程，玄想未來的世界該是如何，會是如何」，這也是他自己的終身志業。 當他以歷史學的進路書寫時，要處理的問題有兩個：記錄誰的歷史？以什麼方式記錄歷史？ 因為有深入中國民間和農村的經歷，他能理解普通人的真實和不易；在中國文化中浸染，他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氣度；他身為知識精英，但保有對精英階層的質疑和反思。 從兵荒馬亂年代走出來的許倬雲，對書寫帝王將相本能地拒斥。他在《西周史》三聯版的序言中寫道：「我治史的著重點為社會史與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我偏向於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 為了讓普通讀者可以明白他想表達的內容，他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力爭打破學術著作一貫的知識壁壘，在他心中，「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 在新書《許倬雲十日談》裡，他同樣流露了誠摯的理想主義關懷：「理想境界永遠到不了，但我們自己永遠要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永遠要有糾正錯誤的可能性。任何制度都會演變，好的制度要留下可以改變的空間。」 「知識分子，是為用自己的理想去幫助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這是他的立場自覺，也是道義責任。 4 抵抗與重建 太太孫曼麗眼中的許倬雲，很穩，但情緒起伏大，「他腦子裡的事情太多，總也停不下來。」 最近幾年，許倬雲關心的是全人類的當下困境：疫情恐慌下的社會民情、美國的衰落、中美的競爭、人類的科技化未來，等等。 其中，尤為我們關注的是：在塑造人類社會的種種因素中，科學技術是否正從一項重要因素變成決定性力量，是否會顛覆從前解釋人類行為與組織方式的理論範式？ 他幾乎是沒等問題提完，就語氣肯定地連答了幾個「會」。 在他看來，知識通向兩途：一途是像他這樣，為知識而知識，通過知識反觀自我與社會；另一類是尋找生產事業所需的工具，為效率邏輯所統領。如今，生產領域的自動化已經勢不可擋，技術工具逐漸替代了人，他擔心人被工具奴役。這兩類人所代表的力量，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搏鬥，在新聞裡、在校園裡、在彼此的談話間。 他關心：當技術統攝一切，文化逐漸凋零，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裡？ 我們問他，當下的意義困境、價值困境如此突出，讀書也正在退化為一種工具化的、非道德的行為，不再關乎人的心靈秩序，這種時候，讀書是否還可以通向良好生活？ 他沒有從學理的層面進行回答，而是直截了當：「我勸你們振作一點。」 在這種普遍迷茫的時期，他主張回歸生活本身。打開自己的感受力，向生活世界的四周張望，是生命力迸發的表現。他解釋道：「境由心轉，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不轉的話，什麼都不會發生。即便你的生活朝九晚五、在工廠的流水線討生活，也要注意到每一天是不一樣的。」 在許倬雲看來，價值虛無是全世界的共同危機，這不唯獨是西方社會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走出一條路來了，後半段將來怎麼走，怎麼實現社會公義，怎麼創造共同價值，中國怎麼在安身立命之外為世界文明貢獻一把力，現在是重要時期。」 當世界行至此時，民眾的敵人只多不少，有的看得見，有的看不見。他說，知識分子要成為民眾的眼睛，幫助他們看清這個世界的真實。 據南風窗、新重慶-重慶日報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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