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專家利用內鏡手術為「長髮公主症候群」患者取出巨大毛髮結石
2025-11-06 23:06 1,497次浏览湖州8月6日電 (記者 陳溯)近日，沉浸式仙俠主題文旅小鎮——「雲上仙俠鎮」在浙江安吉縣雲上草原之巔開放。在這裡，遊客不僅可以感受千米高山20℃的清涼，還可體驗100多場仙俠演藝，與NPC(非玩家角色)互動並參與劇情闖關。這座文旅小鎮的開發開放是安吉餘村文旅發展的又一次探索，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引下，安吉不斷集聚鄉村發展新動能，跑出文旅發展「加速度」。 8月6日，浙江安吉沉浸式仙俠主題文旅小鎮——「雲上仙俠鎮」。記者 陳溯 攝 2005年，「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安吉餘村被首次提出。20年來，餘村始終將綠水青山作為發展生產力，美麗生態帶動鄉村文旅快速發展。 近年來，餘村輻射帶動能力不斷增強，安吉以天荒坪鎮餘村村為核心推進大餘村建設，推動南部片區天荒坪鎮、山川鄉、上墅鄉3個鄉鎮組團發展，實現3個鄉鎮24個村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從「單兵作戰」發展至「攜手共進」。 近期開放的「雲上仙俠鎮」就在大餘村片區山川鄉「雲上草原」景區。山川鄉副鄉長阮悅向記者表示，山川鄉屬於山區，風景秀麗，旅遊業發展條件好。近年來，在大餘村的輻射帶動下，山川鄉文旅不斷升級，「雲上草原」項目打造了高山草原遊、高山冰雪運動等旅遊項目，周邊基礎設施和配套日漸完善，遊客也越來越多，極大帶動了周邊村民增收。民宿和農家樂的數量，也從過去的零散幾家發展到如今的300多家。山川鄉2024年整體遊客接待人數超220萬人次，旅遊收入達到8.6億元(人民幣，下同)。 8月6日，浙江安吉縣群山疊翠。記者 陳溯 攝 安吉縣有餘村、雲上草原、安吉白茶等大體量文旅資源，通過抱團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聯通，破解了曾經業態分布分散的問題，吸引遊客留下來，從「一日遊」到深度體驗的「多日遊」。 在全國鄉村旅遊蓬勃發展之際，安吉縣著力走差異化路徑，文旅項目處處體現著「新潮」。比如，在「雲上草原」景區，不僅有「窩囊版蹦極」，還有「坑爹過山車」，安吉鄉村隨處可見村咖和國風體驗項目，露營經濟、村咖經濟等新業態蓬勃興起，一系列新玩法都貼合了當代年輕人心態。 文旅「新潮」轉型的背後，是安吉鄉村包容的創業環境，是青年入鄉帶來的活力。 近年來，眾多青年人到安吉鄉村創業，6年間孵化出DNA數字遊民公社、小鹿園營地等新業態，吸引超萬名自由職業者參與。安吉明確招引十萬青年大學生戰略目標，建設了覆蓋全域的青創百人樓(園)、青年人才社區等青創空間，推出了餘村全球合伙人計劃、DNA數字遊民公社等新模式，共吸引青年入鄉就業創業5萬餘人次，推動落地青創項目800餘個，深藍計劃、小杭坑、一片葉子茶飲等一大批網紅打卡地湧現，青年創意的種子在鄉村生根發芽、遍地開花。 安吉餘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汪玉成說，因為綠水青山，引來了大批青年人來到餘村發展。為此，餘村有了在山間溪邊草坪上的「大自然工位」，還創造了「餘村夜話」、創業青年分享會，到目前為止，已經有60多個項目、1200多名青年「新鄉人」來到餘村。2024年，餘村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2205萬元，「去年我們召開全村戶主大會，現場現金分紅316萬元，大家真正感受到了綠水青山帶來的紅利」。 據統計，2024年，大餘村片區累計吸引遊客超1000萬人次，吸引生態露營、非遺文創等多種新業態落地，24個村中，村平均集體經營性收入達到了254萬元，同比增長11%。安吉目前有超4萬人從事旅遊相關行業，旅遊收入佔農民直接收入超20%。 「作為山區的鄉村，我們一直以來都享受到綠水青山帶來的福祉，隨著文旅不斷升級，村民的日子更上一層樓。」阮悅表示，未來山川鄉還將在大餘村片區的基礎上創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推動本地鄉村振興邁上新臺階。(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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