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開放計算技術大會舉行，加速AIDC全球協作
2025-10-30 15:10 9,745次浏览上海8月12日電 (記者 李姝徵)記者12日從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獲悉，今年3月及7月，警方連續破獲兩起針對「蜂花」品牌的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案，打掉兩個犯罪團夥，累計抓獲17名犯罪嫌疑人，現場查獲假冒「蜂花」產品3000餘瓶、標籤4萬餘張，涉案金額逾1000萬元。 警方清點假冒「蜂花」產品。(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 供圖) 今年年初，上海蜂花日用品公司通過閔行公安「一站式」警企在線服務平臺反映，其電商部門發現多個電商平臺存在店鋪未經授權銷售「蜂花」洗髮水、護髮素等產品。經企業鑑定，相關商品均為假冒註冊商標產品，涉嫌侵犯智慧財產權，損害品牌聲譽。 接報後，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開展偵查。經查，30餘家店鋪使用「正品國貨」標籤並配以「蜂花」產品圖片，上架銷售多款洗護產品，其中「生薑健發」「石榴滋養」洗髮露及兩款「柔順營養」護髮素為假冒高發品類。這些假冒產品在外包裝、香型等方面與正品高度相似，普通消費者難以有效識別。部分店鋪還同時混售其他日化用品，以「魚目混珠」方式幹擾平臺監管和消費者判斷。據統計，涉案店鋪的假冒「蜂花」產品銷售金額均超過5萬元。 偵查過程中，專案組還發現犯罪團夥為製造「原產地」的假象，刻意將發貨面單標註為「上海」，企圖利用「蜂花」作為本土老字號「原產地」的公眾認知，為假冒商品披上「正品」外衣，而實際發貨地則為外省某地。 經深入調查，專案組確定犯罪團夥具有明顯「家族化」特徵。其中，犯罪嫌疑人遊某負責拓展下線，其妻王某負責接單發貨，其母楊某負責資金管理，由王某堂兄楊某的日化加工廠生產假冒「蜂花」產品，最後通過電商渠道銷售。據此，警方還鎖定了以陳某、郭某為首的下遊銷假團夥。 圖為抓捕現場。(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 供圖) 3月，專案組在多地同步開展收網，抓獲遊某、王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並當場查獲完整制假生產線及相關設備。 專案組持續深挖擴線，於7月鎖定並抓獲另一10人犯罪團夥。經查，犯罪嫌疑人楊某松夥同他人，從外省採購假冒「蜂花」成品，以當地承租的倉庫作為儲藏、貼標、物流中轉的據點，並通過線上店鋪銷售牟利。據嫌疑人交代，一款市場價30餘元的洗髮水，在其網店的售價低至半價，而採購成本僅為3元至4元，仍具可觀利潤空間。 此外，為規避電商平臺監管和消費者投訴，嫌疑人楊某松還頻繁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換殼」開設新網店，數量達20餘家。 目前，上述兩起案件中的1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已被閔行警方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其中，3人已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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