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氣象局提升暴雨應急響應至三級
2026-03-14 05:37 6,819次浏览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開展校企大對接，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清單式」幫扶，提供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強化基層就業導向，設立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一段時間以來，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圍繞擴崗位、優服務、強指導等推出系列增量政策舉措，全力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這些舉措既保證了近年來就業優先政策的連續性，又在服務精度和制度創新上實現了突破，展現出新時代就業治理的立體化思維。 就業是民生改善的「溫度計」、經濟發展的「晴雨表」。面對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再創新高的現實挑戰，國家層面的政策應對呈現出鮮明的三維特徵：在宏觀層面構建系統性支撐框架，在中觀層面實施精準化供需匹配，在微觀層面強化前瞻性職業引導。這種多維施策模式，既是對「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這一執政理念的踐行，也是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就業形態變革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人才紅利向創新動能轉化的戰略支點。 拓展就業空間的力度彰顯經濟治理的深層邏輯。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穩就業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包括擴大社會保險補貼範圍、落實一次性擴崗補助等，進一步完善穩就業的政策工具箱。此外，地方也推出一系列促就業舉措，例如，吉林省通過「政企校」三方聯動開發專項崗位；河南省將符合穩崗擴崗專項貸款條件的小微企業單戶授信額度提高至5000萬元；江蘇省對於就業見習留崗率達50%以上的基地單位，按每人1000元的標準發放一次性留崗激勵補貼。這些差異化政策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激活市場主體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源頭活水。值得關注的是，校企對接已從傳統的招聘會升級為「百城千企」的深度合作網絡，從側面說明了政策槓桿正在重構就業市場的動力機制。當減稅降費與用工補貼形成政策合力，地方政府穩就業成效納入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這種制度設計有利於構建穩就業良性循環生態。 就業服務的溫度折射社會治理的範式轉型。國家大學生就業服務平臺24小時不打烊的線上服務，「宏志助航計劃」培訓10萬人的規模效應，團幹部7.1萬人次的「一對一」結對幫扶，構成了一張立體化的就業安全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的機制創新，既避免了「畢業即失業」的社會風險，又為困難群體創造了職業緩衝期，這種制度彈性充分發揮了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 強指導的深度關乎國家人才戰略。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在高校的普及，「西部計劃」與基層項目的持續擴容，哈工大西部地區專項諮詢室的典型示範，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深層命題：就業工作不僅要解決當下的崗位匹配問題，更要服務於國家長遠發展的人才布局。當甘肅財政每年投入1.8億元支持畢業生基層就業，內蒙古「三支一扶」、社區民生項目擴大招募規模，青年人的職業選擇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這套政策體系的深層價值在於構建了開放協同的就業治理新格局。教育部與財政部的資金協同，高校與企業的資源協同，東部與中西部的區域協同，這種跨部門、跨領域、跨地域的協作機制，正是現代治理能力的集中體現。從校企對接的「物理反應」到產教融合的「化學反應」，從崗位供給的「數量達標」到人崗匹配的「質量升級」，政策演進軌跡清晰展現了就業治理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邏輯。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進程中，這種既有力度、又有溫度、更具深度的就業政策體系，必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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