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宣布對北愛爾蘭一系列投資 助力經濟發展
2025-10-28 15:20 7,853次浏览8月5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醫保基金是人民群眾的「看病錢」「救命錢」，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和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 一是制定指導意見。牽頭起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醫保騙保犯罪定罪處罰、法律適用、政策把握、辦案要求及有關工作制度機制等。 二是開展專項整治工作。會同國家醫療保障局等有關部門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同步部署全國法院開展2024年醫保基金違法違規問題專項整治工作。 三是依法嚴懲醫保騙保犯罪。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從嚴懲處醫保騙保犯罪，重點打擊幕後組織者、職業騙保人等。2024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醫保騙保犯罪案件1156件2299人，一審結案數同比增長131.2%，挽回醫保基金損失4.02億餘元。 四是制發司法建議。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系統梳理醫保騙保犯罪高發、多發的原因，提出強化醫保基金監管的對策建議，制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加強醫保基金監管 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的司法建議書》。 五是加強宣傳警示。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依法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典型案例，配合新聞媒體對醫保騙保案件進行採訪，曝光「回流藥」黑色產業鏈等，形成廣泛熱烈的宣傳聲勢和積極正面的輿論反響。 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辦理的醫保騙保犯罪案件中，選編了4件典型案例，聚焦依法嚴懲，充分展示人民法院依法打擊治理醫保騙保犯罪的決心、舉措和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維護人民群眾醫療保障合法權益的責任、擔當。 下一步，人民法院將全力推進打擊整治醫保騙保犯罪工作，堅決維護醫保基金安全。 目 錄 一、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二、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三、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四、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案例一 被告人艾某忠等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被告人艾某忠為主出資成立山西省大同市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並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該醫院成為醫保報銷定點醫院。2018年12月，醫院更名為大同市平城區某醫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艾某宇，但實際控制人仍為艾某忠。艾某忠多次召集艾某宇、張某才、李某、牛某鵬、張某國、趙某等人商議騙取國家醫保基金。醫院到周邊各地(縣區)吸引、招攬病人住院，鼓勵、安排本院職工及家屬住院，內科和骨科兩大科室主要負責，其他科室輔助配合，採取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和手段，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截至2020年底，醫院虛報金額970餘萬元，其中未撥付金額200餘萬元，系詐騙未遂。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某忠等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病床等方式，大肆提高、虛構住院費用，製作假病歷，將虛假數據上傳醫保中心，共同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情節，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艾某忠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被告人艾某宇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張某才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張某國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牛某鵬有期徒刑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趙某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通過虛增藥品進價、藥品重複入庫、虛增臨床用藥、檢查費用、虛報床位、空掛床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民營醫院在充實醫療力量、保障人民群眾就醫、購藥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有的民營醫院及其工作人員為獲取非法利益，採用虛假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嚴重危害醫療保障制度健康持續發展，依法應予懲處。《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對於涉案人員眾多的，要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體實施的行為區別對待、區別處理。本案中，人民法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艾某忠等六人依法從嚴懲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起次要作用、具有自首等情節的被告人趙某依法減輕處罰，既有效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又實現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案例二 被告人杜某君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重慶某醫院註冊成立，2019年5月成為定點醫療機構，被告人杜某君系實際負責人，經營過程中，杜某君推行讓病人低價或者免費住院治療、向「大額病人」返利等做法，通過醫生、醫助等工作人員向病人宣傳、病人「老帶新」等方式，吸引大量中老年醫保病人住院治療，並採取先開住院證辦理住院手續再開檢查單，或者雖先開檢查單但在檢查結果出來之前便辦理住院手續等方式，將有住院意願的病人全部收治入院，提供吃藥、霧化、輸水等基礎醫療服務，並大量開具高利潤抗生素等藥品。為了使上述人員符合住院要求和逃避查處，杜某君指使或者默許醫生、醫助與檢驗科醫技人員互相配合，修改住院人員的血常規檢驗報告、DR檢查報告等，並將住院期間產生的藥費、檢查費等通過醫保報銷，騙取國家醫療保障基金390餘萬元。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重慶市沙坪垻區人民法院一審，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杜某君作為定點醫療機構的實際控制人，指使工作人員弄虛作假，篡改醫學檢驗數據，製作虛假病歷，使不需要住院的患者入院治療，騙取醫保費用，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杜某君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定點醫藥機構的控制人通過篡改檢驗報告等醫療文書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定點醫藥機構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偽造、變造、隱匿、塗改、銷毀醫學文書、醫學證明、會計憑證、電子信息、檢測報告等有關資料，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的，對組織、策劃、實施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杜某君利用其經營的定點醫院，通過篡改檢測報告、病歷等手段，騙取醫保基金，數額特別巨大，既違反職業道德和醫保定點服務協議，也觸犯刑法，人民法院對其以詐騙罪依法嚴懲。 案例三 被告人戴某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倉庫作為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冀某洲、彭某，共收款340餘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416盒。 2022年7月開始，被告人戴某壽在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資質的情況下，通過微信聯繫上下家收購、銷售「醫保回收藥品」，並租用場地，僱傭他人負責打包、郵寄藥品。經核實，戴某壽從王某星等處收購「醫保回收藥品」，付款18萬餘元；將所收購的「醫保回收藥品」銷售給翟某剛，收款57萬元。案發後，公安機關扣押藥品10133 盒。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依法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被告人戴某壽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嚴懲倒賣醫保藥品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來，非法收購、銷售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違法犯罪形勢十分嚴峻，一些犯罪分子組成犯罪團夥，通過非接觸式手段，倒賣醫保騙保藥品非法牟利，不僅造成醫保基金損失，還造成大量藥品得不到妥善保管而浪費，部分變質藥品再次流入銷售環節，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成為治理醫保騙保違法犯罪的重要環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明知系利用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而非法收購、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重申了上述規定。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壽明知系醫保騙保購買的藥品，多次通過非接觸式渠道收購、銷售，人民法院依法認定其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並認定情節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對醫保騙保犯罪的全鏈條懲治。 案例四 被告人陶某雲、徐某俠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8月以來，被告人陶某云為轉賣藥品牟利，濫用醫保報銷政策，持醫保卡多次至多家醫療機構多開、虛開藥品，並將藥品低價出售給他人。陶某雲無心腦血管、精神病、哮喘等病史，但虛開達格列淨片、腦心通膠囊、多巴絲肼片等各類藥品，價值22萬餘元。 其間，2023年11月2日，被告人陶某雲在某醫院門口結識被告人徐某俠。在徐某俠授意下，陶某雲持醫保卡在多家醫療機構虛開腦心通膠囊、參松養心膠囊、達格列淨片等各類藥品，價值8萬餘元。徐某俠明知上述藥品系陶某雲利用醫保騙保所得仍低價予以收購。 二、裁判結果 本案經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法院審理，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陶某雲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國家醫保基金，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騙保購進藥品，進而非法收購，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依法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陶某雲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被告人徐某俠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其他判項略)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參保人員騙取醫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參保人員不得利用其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個人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接受返還現金、實物或者獲得其他非法利益的，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責令退回；屬於參保人員的，暫停其醫療費用聯網結算3個月至12個月。個人以騙取醫療保障基金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造成醫療保障基金損失的，還應當由醫療保障行政部門處騙取金額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行為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實施前述行為，騙取醫療保障基金支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陶某雲作為參保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享受醫療保障待遇的機會轉賣藥品，獲取不當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對其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被告人徐某俠授意他人利用醫保卡騙開藥品而非法收購的行為，亦構成詐騙罪。人民法院提示，醫保基金是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的普惠性資源、有限資源，參保人員作為政策紅利的受益者，也負有依法、如實享受醫保待遇，維護醫保基金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義務，人民法院對騙取醫保基金的犯罪分子絕不姑息。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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