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天津峰會）習近平會見尼泊爾總理奧利
2025-10-23 14:50 3,723次浏览在茂名信宜竹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90後」醫生陳秋敏已默默耕耘近十年。從臨床醫學畢業生到肩負精神疾病防控重任，她的醫路始於家庭影響，卻因責任而堅守。走山路、訪患者、錄數據……在日復一日中詮釋「醫病更療心」的意義，為居民搭建起社區裡的守護網絡。 醫路始於家庭影響 信宜竹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規模不算小，日常裡承擔整個社區的基礎衛生服務工作，居民有小病都來這看。身為信宜本地人，從廣州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後，陳秋敏就回到了家鄉成為一名全科醫生。她從醫的理由也很簡單：「家裡有人讀醫，自己也就讀了。」 談起初為全科醫生的經歷，陳秋敏仍然歷歷在目：「有一晚值班，下午查房時還好好的病人突然陷入昏迷。」初出茅廬的她顧不上詢問什麼，與護士一邊緊急進行靜脈通道補液和心肺復甦，一邊與家屬溝通。經過那次的歷練，她也有了更深的感悟：「遇事千萬不能慌。」 《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提出，2020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普遍配備專職或兼職精神衛生防治人員。隨著國家加大對精神障礙疾病的關注，2018年，陳秋敏在茂名市第三人民醫院開始了長達一年的轉崗培訓，而後成為一名專職精神衛生防治醫生。 「最初肯定有一些擔心，因為不熟悉這個群體。」陳秋敏說，初次接觸這方面知識有些許緊張，因為與有精神障礙疾病的患者溝通存在挑戰，還需要留心可能會有的暴力行為。但如今，這位「90後」醫生有了不一樣的感悟，「他們也不想這樣，所以他們更需要我們。」 對病患情況瞭然於胸 陳秋敏所在的竹山社區，在管的精神障礙疾病患者有561人，他們的情況陳秋敏都瞭然於胸。 「目前社區內管理在冊的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雙相情感障礙、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在內的6大病種。」陳秋敏提到，561個病人需要親自接觸，面訪、錄入情況。社衛中心每年也會進行體檢，按季度免費發放藥品，為有需要者注射長效針劑，同時還要開展講座，增進大家對於疾病的了解和認識，每個人摸查一遍，也就差不多可以開始新一季度的工作了。 「有沒有按時吃藥啊？最近吃飯睡覺規律嗎？」這一天，陳秋敏和同事一起來到附近一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叔侄家中，陳秋敏用當地話和他們一邊聊家常，一邊量著血壓、問問近況，面對這位經常見面的醫生，患者的神情也放鬆下來，「他們打了長效針劑，目前控制得不錯。」 這對叔侄就住在社衛中心附近，步行只要十幾分鐘，但竹山社區面積大，不少地方還是山路，去一次不容易，花在路上的時間不少，加上溝通、協調、記錄的時間，更多時候是對技能與體力的雙重考驗。為了提高效率，陳秋敏和同事也會積極與當地村委會等組織溝通，讓細微的工作更好地深入每一戶有需要的家庭，「溝通、協調、勸說都是與精神障礙疾病防控工作一樣重要的環節。」 希望在預防中做更多 接受採訪時，陳秋敏的手機也在不斷地彈出消息，微信裡建立著大大小小的群聊，搭起隨時與患者、家屬溝通的橋梁。 一位小夥子令她印象深刻，「他20多歲，患有雙相情感障礙，在家挨罵後就會來找我傾訴。」從今天遇到了什麼事到心情如何，事無巨細，陳秋敏都給予巨大的耐心，呵護著這顆年輕的心。 一個患者的背後是一個家庭，因此，精防工作為一個家庭帶來的正面影響不言而喻，陳秋敏很希望未來能夠在前期的預防和識別中做更多：「早溝通早介入，很多情況都可以避免。」談及心願，她笑著說：「我希望未來可以在培訓中掌握更多經驗，讓居民不用有什麼事都去大醫院。」 羊城晚報記者 王沫依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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