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8月11日電 (陳選斌)「亞洲隊伍在室內拔河方面一直表現不錯,現在室外項目也在不斷發展。」8月11日,國際拔河聯合會副主席皮特·戴爾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室外拔河長期由歐洲主導,但亞洲在這一領域正變得越來越強。 8月11日,國際拔河聯合會副主席皮特·戴爾接受媒體採訪。陳選斌 攝 9日至11日,成都世運會拔河項目在東安湖體育公園舉行。本次賽事僅設室外拔河項目,分男子、女子、混合三個小項。 8月9日至11日,成都世運會拔河項目在東安湖體育公園舉行。記者 劉忠俊 攝 對於成都的場館條件,皮特·戴爾讚不絕口。他與成都籌備團隊已合作約兩年,團隊為賽事做了大量籌備,從場地到看臺及周邊設施均準備周全,拔河選手對場地條件極為滿意。「場地是室外拔河的關鍵因素,若場地不佳,不僅難有精彩賽事,運動員也難以發揮正常水平。這次籌備團隊在場地準備上做得非常出色,看臺及周邊設施也都很棒。」 談及拔河運動的全球發展,皮特·戴爾透露,國際拔河聯合會正與多個國家合作,推動室外拔河在亞洲和美洲的普及,助力這項運動在全球的發展,呈現更多精彩賽事。 1900年至1920年期間,拔河曾是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1981年進入第一屆世運會。被問及拔河是否會「重返」奧運會時,皮特·戴爾表示,室內與室外拔河需要完全不同的場館,目前來看,室外拔河「回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賽事的交流作用方面,皮特·戴爾認為拔河最動人之處在於:賽場上,運動員在繩兩端激烈角逐;賽後,他們總能握手致意、友好相處。這項運動因此在全球範圍內締結了許多友誼。 拔河是一項古老的運動,中國唐代就已出現「拔河」名稱。中國拔河協會會長何珍文介紹,拔河運動在國內開展極為普遍,但多停留在大眾基礎層面,競技水平仍有提升空間。不過近年來,中國拔河運動發展迅速,一大批隊伍茁壯成長,專業技術水平穩步提升。 何珍文表示,儘管中國隊未取得此次比賽的參賽資格,但賽事讓大家親身感受到了最高水平拔河運動的魅力,這對促進中國拔河運動發展意義重大。(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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