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7%
2025-11-10 01:21 6,579次浏览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七項重點任務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數位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不僅是技術升級的產物，更是城市治理理念、模式和能力的深度革新，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智能化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智慧城市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科學闡述了智慧城市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關鍵作用，明確了以數智技術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路徑，為新時代城市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現實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人民群眾對城市生活的期待呈現出更加多樣、更加精細、更加高質量的發展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就是要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服務人民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精準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樣化的美好生活需要。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的保障，更體現在更高層次的質量提升和精神文化需求。智慧城市作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能夠精準識別和響應人民群眾在住房、教育、醫療、交通、文化、休閒等方面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需求。比如，智慧醫療讓基層群眾不再千裡奔波，大病小病「碼」上解決；智慧教育可以打破時空壁壘，讓孩子們均衡地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智慧出行通過算法優化信號燈配時，告別尖峰時段「堵在路上」的焦慮；智慧文旅則讓文化和遺產「動起來」，用一部手機遍覽城市萬千風貌。不僅如此，智慧城市還應具備「預見未來」的能力。藉助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政府部門可以提前洞察市民潛在需求，實現由「事後響應」向「前置服務」轉變。例如，通過社區數字平臺，提前預測老齡人口生活服務缺口，提前布置養老設施與醫療服務，真正實現精準化、溫情化治理。 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安全感，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提質增效。安全感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底線和前提。城市作為人口密集、功能複雜的社會載體，面臨著來自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社會治理複雜性的多重挑戰。智慧城市建設應深度融入智能安防、應急管理、社會治理等領域，推動城市安全保障體系的現代化升級，從而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比如說，智慧安防系統已經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千裡眼」，讓城市風險隱患的監測可視化、持續化。應急管理平臺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與統一調度，一旦發生火災、洪水、疫情等突發事件，系統能第一時間推送預警，調用資源、調度力量，快速響應、精準處置。基層社會治理的數位化，更是讓安全感直抵「最後一米」。網格化管理平臺連結街道、社區、居民，群眾的小事都能「秒級上報、分鐘響應」，鄰裡糾紛、環境整治、治安巡防一網覆蓋。這種「繡花式」的城市治理，不僅提升效率，也增強了群眾的參與感與歸屬感。 精準把握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義 智慧城市建設不僅是一項技術革新，更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內涵豐富而深刻。深入理解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義，有助於科學指導實踐，避免「科技堆積症」，既是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戰略要求，更是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激活數據活力，讓城市更可感。數據是智慧城市的「血液」，從水電氣運行到人流物流調度，從治安監控到城市服務，數據無處不在、無所不聯。當前，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不斷成熟，可以讓城市「神經末梢」觸達每一個角落，形成海量、連續、結構化的數據流，為城市感知能力提供了強大支撐。各類傳感器組成的「神經網絡」，實時採集城市交通、能耗、環境等動態信息，為城市運行提供精準「體檢」，實現對「城市生命體」的精密掃描。此外，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數據正實現從「看得見」到「用得上」的轉變，從突發事件應急調度，到節能減排方案設計，再到服務群眾一鍵直達，大數據讓城市治理更可感知。 注重技術賦能，讓城市更智慧。作為智慧城市的「神經中樞」和「智能引擎」，城市大腦通過整合政務服務、公安、交通、醫療、環保等多領域數據資源，打破數據壁壘，實現統一感知、統一指揮、統一處置，構建起「一個平臺、一張網、一塊屏」的城市治理格局。例如，貴陽智慧交通系統藉助城市大腦實時分析交通流量，自動優化信號燈配時，有效疏導擁堵，顯著提升市民出行體驗。城市變得更聰明更智慧的關鍵，還在於擁抱大數據、數字孿生、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以杭州為例，該市積極部署DeepSeek-R1系列模型，為城市裝上自主進化的「數字心臟」，實現了從數字治堵、數字治城，到構建超大城市治理數字系統解決方案。 堅持機制創新，讓城市更高效。智慧城市不是「炫技場」，而是以數字創新和體制改革為雙引擎的治理網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立健全『大綜合一體化』城市綜合治理體制機制，讓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準」。過去城市治理常常出現「部門唱獨角戲」、數據不通、流程割裂等問題。如今，「一體化」成為城市治理的關鍵密碼。將城市視為一個有機生命體，通過統一數據標準與接口規範，打破「部門牆」，通過不同系統互聯互通，業務鏈條高效銜接，真正實現城市治理的協同共治。以重慶為例，該市創新「大綜合一體化」模式重塑治理架構：以三級數位化城市運行和治理中心建設為支撐，實現政務數據按需有序共享；業務流程同步優化，讓審批提速、服務提質、執法提效。一體化的背後，是機制的創新。這要求制度設計上破除部門壁壘，建立多部門聯動響應機制，實現統一指揮、協同處置。一體化還意味著權責對等、資源共用，打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的舊格局，真正形成「城市一盤棋」的新生態。 堅持綠色低碳，讓城市更宜居。智慧城市不是鋼筋水泥的冰冷拼圖，而應是山水綠意與科技溫度的和諧交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智慧城市建設應緊緊圍繞綠色低碳發展目標，運用數智技術推動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實現城市的可持續宜居。比如說，智慧環保系統全天候監測空氣、水質、噪聲等數據，通過AI算法實時預警，實現精準治汙。智慧能源調度平臺優化能耗結構，引導居民綠色用能，推廣光伏、風電等清潔能源，助力實現「雙碳」目標。此外，智慧交通鼓勵公共運輸、非機動車優先發展，減少私車依賴；智慧園林實現精準灌溉、綠色護養，讓城市不僅可居，更可遊、可憩、可賞。在綠色智慧城市中，生活處處是風景，市民在潤物細無聲的治理中體會美好與尊嚴。 推動智慧城市建設落地見效 讓城市裝上智慧「大腦」，不是一蹴而就的「技術衝動」，而是一場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要把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作出的「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重大戰略部署落地落實，必須在機制層面發力、在保障體系上下功夫。 完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複雜系統工程，不能由一方唱「獨角戲」，必須堅持科學的頂層設計與總體布局，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推進機制。注重整合企業、科研機構和社會力量，建立全過程閉環管理體系，確保智慧城市有序建設、高效治理。還要注重分階段分步驟推進，既避免盲目鋪攤子，也防止碎片化建設，推動形成規劃合理、體系完備、功能協同的發展體系。 夯實數智基礎，構建統一底座。數智基礎設施是智慧城市建設的根基。要加快5G、千兆光網、城市物聯網等關鍵技術的深度融合，完善數據採集、傳輸、存儲和處理能力，打造覆蓋廣泛、性能穩定的數字底座平臺。建立統一的城市運行監測系統、政務服務平臺和數據資源整合體系，實現數據「聚合—治理—共享—應用」全流程高效閉環。通過底座建設，確保城市各業務系統打通接口、協同運行，為智慧化決策和智能運營提供堅實支撐。 創新治理模式，實現多方協同。智慧城市不僅是技術升級，更是治理理念和機制的變革。應堅持「科技+制度」雙輪驅動，推動治理模式創新。促進跨部門、跨區域、跨層級、跨系統、跨業務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破解「數據孤島」和「部門壁壘」，讓數據流得動、用得好。大力發展「網格化+數智化」基層治理模式，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搭建公眾參與平臺，讓市民成為城市治理的合伙人、智慧生活的共建者。 完善法律法規，築牢安全防線。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堅持依法治市」，要求智慧城市建設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智慧城市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數據採集、存儲、共享和使用，保障市民隱私權和數據安全。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數字安全體系，加強算法公正性和透明度監管，防範技術濫用和安全風險。此外，完善應急響應機制，提升風險防控能力，為城市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堅強保障，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作者：翟雲，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員)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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