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控股2025上半年商管毛利貢獻八成 雙輪驅動強化經營韌性
2025-11-08 18:35 2,695次浏览武漢8月5日電 題：中國如何拯救極度瀕危長江江豚？ ——專訪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 記者 馬芙蓉 今年7月，世界首頭人工繁育的長江江豚「淘淘」迎來20歲生日，這是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歷程中又一代表性標誌。 作為中國特有淡水鯨類動物，長江江豚曾陷入種群持續衰退困境。經採取保護措施，終於迎來止跌回升的轉變。 飼養員為長江江豚「淘淘」餵食(資料圖)。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長江江豚種群得到怎樣的保護？世界上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鯨類？中國的保護經驗有何世界性啟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日前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長江江豚是長江生態「晴雨表」？其種群數量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王丁：長江江豚俗稱「江豬」，形似海豚，主要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幹流、部分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大型通江湖泊，是長江中現存唯一鯨類動物。 長江江豚以小型魚類為食，處於長江生態系統食物鏈頂端，加之對河床、岸線、水質、噪聲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其種群分布及數量變化，可以直觀反映長江生態環境和魚類資源變化，是衡量長江生態的「晴雨表」。 20世紀90年代初，長江江豚約3600頭。後來，受水域汙染、航運幹擾、過度捕撈等帶來的棲息地破壞、餌料減少等影響，2012年僅剩約1045頭。2013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其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2016年1月，中國提出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據2017年科考結果，其種群約為1012頭，與2012年相比，儘管數量依然有所下降，但是大幅下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 此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頒布實施，長江十年禁漁、長江岸線生態修復等系列措施落實，長江江豚身影頻現。2022年科考結果顯示，其種群約為1249頭，這是有監測記錄以來首次實現止跌回升。 2021年9月3日，江西南昌，幾隻野生長江江豚在贛江水域暢遊。記者 劉佔昆 攝 記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探索建立了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飼養繁育三大保護策略。三大保護策略在長江江豚保護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丁：三大保護策略相互支撐、協同聯動，既讓長江江豚等得起生態變好，又構建起物種存續的多重保障。 就地保護即在長江江豚分布相對密集的水域建立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在長江幹流及洞庭湖、鄱陽湖已建立8個就地保護區，保護區長度佔長江中下遊長度的30%以上。 遷地保護承擔「保種備份」功能，即將長江江豚遷入與長江生態環境相似的封閉或半封閉水域進行專門保護，待長江環境改善後再放歸。如今，中國已建立3個自然遷地保護種群和1個半自然遷地保護種群，長江江豚數量超160頭，每年有15頭以上幼豚出生。 2023年4月，經野化訓練，4頭生活在遷地保護區的長江江豚重返長江，標誌著遷地保護與野生種群恢復技術初步形成閉環。目前，又有3頭長江江豚正在接受野化訓練，將擇日放歸長江。 人工飼養繁育是在保護種質資源同時，通過對人工飼養群體繁殖生物學、發育生物學、行為學、生物聲學、營養學等研究，為野外種群保護提供技術支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經過近30年努力，構建起人工環境下成熟的飼養繁殖技術體系。如今，武漢白鱀豚館飼養著12頭長江江豚，其中5頭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出生，包括3頭二代江豚。 在長江大保護背景下，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正從「拯救保種」轉入「種群復甦」階段，相信不久將迎來自然種群的再度繁榮。 2025年4月25日，生活在武漢白鱀豚館的長江江豚。記者 馬芙蓉 攝 記者：世界範圍內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小型鯨類，其生存境況如何？ 王丁：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鯨類專家組統計，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鯨類動物有131種/亞種，其中22種為極度瀕危物種，20種為瀕危物種。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狹窄水域的加灣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鯨類動物。因體形短小，極易被漁民使用的刺網纏繞誤傷致死，現存可能僅10頭左右。 為保護加灣鼠海豚，當地政府頒布禁令，禁止在其棲息區域使用刺網捕魚。然而，非法捕撈屢禁不止。2017年嘗試遷地保護時，因對其應激反應認知不足，一頭被捕個體起水後死亡，另一頭被迫釋放，計劃宣告失敗。 伊洛瓦底江豚同樣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種群僅存三個相互隔離的亞群，分別位於柬埔寨湄公河、緬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亞馬哈坎河，每個亞群數量均不足100頭。漁業誤捕、刺網纏繞是導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設立保護區，明令禁止刺網捕魚，限制船隻速度和觀鯨活動；緬甸也與國際組織合作推行保護區管理計劃，通過培訓漁民和提供替代生計來減少漁業誤捕。然而，跨境協調、執法力度、替代漁具推廣等仍存瓶頸。 受水體汙染、灌渠工程建設、過度漁業、誤捕等影響，南亞的印河豚、恆河豚，生活在南美亞馬孫河流域、奧裡諾科河流域的亞馬孫河豚、土庫海豚，棲息於紐西蘭北島和南島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現狀同樣不容樂觀。 記者：在推動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出海方面，您和團隊開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評價：「中國長江江豚保護實踐，為全球小型鯨類保護點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我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分享長江江豚保護經驗。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組織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柬埔寨、印尼、泰國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赴長江江豚自然保護區、遷地保護區、人工飼養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聯合相關企業啟動「國際小型鯨類保護研究計劃」，探索將AI技術應用於小型鯨類保護研究，並與相關國家政府部門、管理機構及國際組織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各方深入研究當地小型鯨類生存現狀，輸出長江江豚保護技術與創新科技，為當地定製保護技術解決方案。 如今，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正向東南亞國家推廣，長江江豚被動聲學監測技術已應用於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監測和保護。 王丁(右一)向外國專家學者介紹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記者：中國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可以為拯救世界瀕危小型鯨類提供哪些啟示？ 王丁：長江江豚保護並非「單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態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撐、跨域協作、公眾參與」的協同。 小型鯨類對於自然棲息地的喪失極為敏感，因此自然棲息地保護是鯨類動物保護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長江江豚保護經驗證明：僅劃定保護區不足以逆轉衰退，需對整個生態系統進行全要素修復。比如，針對汙染突出水域，建立汙染源追溯、治理、問責機制；對漁業依賴型區域，推行「階段性禁漁+生態補償」機制，同步做好漁民轉產安置。 長江江豚保護成效，離不開法律剛性約束與跨部門聯合執法。這一經驗提示，需通過立法明確禁漁區、航運限制等保護紅線，並強化執法力度，對非法捕撈、排汙等行為嚴格追責，避免政策空轉。針對跨境物種，可建立跨境保護網絡。 遷地保護可以作為瀕危小型鯨類保護的有效補充措施，特別是針對自然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的物種，應及時考慮、在物種仍具一定種群規模時構建遷地保種種群。 人工飼養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價值在於積累技術，而非替代野外種群，因此應控制規模，以滿足科研和科普宣教為基本遵循。 社會參與、提升全民保護意識同樣重要。需加強科普宣傳教育，聯合社會公眾、民間組織、志願者、媒體之力共促保護行動。(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丁。受訪者供圖 王丁，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從事鯨類學研究和保護工作逾40年，長期聚焦白鱀豚、長江江豚、中華白海豚、布氏鯨等鯨豚類研究和保護工作。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等職務。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數十項課題，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專著4部(合著)。2021年被國際海洋哺乳動物學會授予「榮譽會員」稱號，是唯一一位獲此榮譽稱號的中國學者。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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