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立信諮詢針對高線城市的外賣高頻消費者開展專項問卷調研(以下簡稱「調研」)。結果顯示,這場「外賣大戰」雖然短期刺激外賣訂單增長,但卻導致堂食客流顯著下降,餐飲行業的價格錨點被拉低,消費者的「低價消費」心智被進一步強化。 ▲調研顯示有75%消費者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 調研顯示,7月以來80%被調查者的就餐方式發生明顯改變,外賣就餐方式對堂食就餐方式的替代效應最為明顯:44%的被調查者近期外賣就餐頻次增加,堂食就餐頻次降低。75%的被調查者曾有「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的情況。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發現常去的餐廳外賣價格比堂食便宜時,更傾向於選擇「改點外賣」。 與此同時,半數被調查者認同「補貼後的外賣價格更加接近正常價格」,他們認為「沒人會做虧本的買賣,在當前的外賣價格下,商家仍然是有利潤的」。超六成被調查者認為,「即使補貼結束,外賣的價格也應長期維持在當前價格水平」。這說明,外賣價格戰強化了低價消費心智,行業價格錨點被拉低,利潤也進一步收縮。 ▲調研顯示「低價即常態」的消費認知正在被持續的大額補貼進一步強化。 而在「低價即常態」的消費心理下,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未來外賣價格回升,他們會選擇降低外賣消費頻次,尋找更加便宜的餐品。這意味著隨著未來補貼的減少,外賣訂單規模存在較大萎縮風險。此外,僅有15%的被調查者會在外賣價格回升後仍然選擇購買原來的商品。 調研提示,隨著外賣價格的回升,商戶原本的消費客群會面臨流失風險,應儘快調整經營模式適應行業新價格帶。 問卷結果顯示,超七成被調查者表示近期外賣消費體驗下降,其中排在前列的選項依次為:配送時長明顯變長、食品安全問題、菜品份量減少、菜品品質下降和商戶服務態度下降。 近期,多位專家也呼籲,外賣平臺的內卷式競爭造成價格扭曲,衝擊正常市場秩序,需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黃浩認為,補貼大戰帶來的低價競爭打破了原有的競爭平衡,帶來價格體系的混亂。其終究無法實現多方共贏,更無法達到「促進消費、實體受益」的良性目標。 經濟學家賈康也撰文指出,當前外賣平臺之間「內卷式」競爭,通過大規模、長時間、高力度的補貼來搶佔市場,已導致價格嚴重扭曲、市場調節機制失靈,並對從業人員、消費者、商戶以及整個市場秩序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例如,短期外賣增長擠壓堂食市場,消費者習慣低價外賣後減少消費,餐飲品質下滑,以及中小商家因補貼減少而倒閉等。「總體看,補貼大戰沒有贏家,餐飲行業很可能要因此面臨進入『量價俱損』周期的威脅,這是需要全行業引起重視並理性地加以防範的。」
如果老人無兒無女,去世後遺產到底該歸誰?能不能儘可能由旁系親屬繼承?為何房產會收歸國有?近期,相關話題引發網友熱議。 記者了解到,北京和上海均有過類似判例,被繼承人去世後,由於沒有繼承人,也沒有留下遺囑,部分遺產收歸國有,由當地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 北京的張女士因病離世留下100多萬元財產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張女士多位親戚訴至法庭要求分割全部遺產,法院判定100多萬元歸親戚,房產則收歸國有。無獨有偶,上海一位老人意外猝死後留下430萬元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最後法院判定分給老人堂弟130萬元,其餘遺產也收歸國有。 發生在市民張女士身後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包括存款、保險、房產在內的數百萬元遺產。由於張女士未婚未育,其父母也均已去世,其生前也未設立遺囑,遺產的歸屬成了難題。 張女士父母雙方多位親戚對簿公堂,要求分割她全部遺產,他們都認為具有繼承權,而且在張女士生前陪其看病、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等,盡到了扶養義務,應該分得遺產。 為了證實這些親戚的說法,法院主審該案的法官走訪了張女士生前居住的社區居委會。「張女士患有尿毒症,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能夠獨立完成飲食起居。」工作人員告訴法官,實在有困難時,張女士的一位親戚和社區工作人員會幫助她去醫院。法官進一步了解到,張女士看病時,經常是這位親戚開車送她去醫院,而且在張女士去世前的病歷中,也有這位親戚作為近親屬的籤名。 另外,法院查明,張女士留下的遺產包括一套價值400餘萬元的房子,銀行存款、人壽保險金和身故後的喪葬費、撫恤金等共計100多萬元。 最終,法院根據多名親戚各自對張女士生前的幫扶情況,判決100餘萬元現金由親戚共同繼承,幫扶較多的那位親戚繼承20%份額,其餘親屬分別繼承10%。房產則收歸國家所有,由區民政局管理。 那為什麼錢款可以分配,房產卻被收歸國有呢? 「根據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本案中旁系親屬扶養人已經獲得了對等遺產繼承份額,因此無權再分得房產。」法官解釋,根據民法典規定,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用於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依據這一條和本案具體情況,法院判決把房子收歸國家所有。 相關新聞 老人去世留下遺囑將房產留給外甥女 親生女兒不認 法院怎麼判? 上海九旬老人王達(化名)早年喪偶,雖育有一女,但長期與外甥女周小冬(化名)共同居住在浦東新區的一套房子內。這套房2001年登記產權在王達和外孫女高梅梅(化名)名下,兩人各有50%份額。 多年前,周小冬從外地來上海幫襯舅舅王達做生意,和舅舅共同生活28年,照顧他日常起居,給他養老送終。2009年,王達立下公證遺囑:「百年之後,名下的房屋份額由外甥女周小冬一人繼承」。 2020年王達去世後,女兒王小曉(化名)和外孫女高梅梅不認可這份遺囑,把周小冬告上法庭。 一審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小冬在王達去世後60日內作出了接受遺贈的表示,應視為周小冬放棄接受遺贈,但周小冬對王達晚年的生活起居等盡了主要義務,應考慮給予其王達的適當遺產。法院一審判決,房產份額由他的女兒和外甥女各繼承一半。 周小冬和王小曉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可了周小冬接受遺贈的表示,最終支持了周小冬的上訴請求,判決王達名下的房產份額全部由周小冬繼承。 知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4條的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後60日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 綜合北京日報、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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