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0日電 題:不具名的助學金 作者 曾玥 葉子 不公開獲獎名單、不出具獲獎證書、不對受助者進行個人宣傳,一項擁有「三不」原則的「陳傳才助學金」,始於中國人民大學一對已故伉儷的遺願。 中國人民大學原中文系主任陳傳才與新聞學院副教授嶽同於1957年在人大相遇相識,後結為連理,自1978年起在校任教。二人一生無兒無女,晚年決定變賣房產,將賣房所得和畢生積蓄共360萬元悉數捐贈給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用以資助貧困學生。 1999年陳傳才(右)、嶽同合照,攝於中國人民大學校園一角。(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陳傳才曾與癌症鬥爭十年。其好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勇在紀念文章中回憶,患病後的陳老,處之泰然,淡定如常。2018年,陳傳才逝世。嶽同說:「在醫院時我與陳老師就商量好了,等我走了,就把房子賣出的錢作為助學基金,資助貧困學生。」 後來在病榻上,嶽同仍反覆叮囑「要把錢用好,用到真正需要的孩子身上」。2024年,嶽同離世,留下遺願,喪事從簡。 為實現陳傳才、嶽同二人生前心願,陳傳才的學生們自發組織落實捐贈事宜,成立「陳傳才學生扶貧基金」,並特別設立「陳傳才助學金」,每年資助20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開展學術交流、社會實踐等。據計算,這筆捐贈能持續發放48年,惠及近千名學子。 陳傳才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陳陽是參與落實捐贈事宜的一員。他向記者回憶,當得知陳傳才和嶽同的心願時,學生們都深受感動。儘管推進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但大家合力克服,最終不負恩師囑託。 2019年,嶽同(右一)向來家看望的志願者展示收藏的剪紙、中國畫作品。(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時至今日,陳陽仍對陳傳才、嶽同為人和治學的細節歷歷在目。 陳傳才在主管全系研究生教學培養工作時,開列了120部書目,要求學生三年內必須精讀40本學術專著。他堅持「嚴進嚴出」,要求文藝學學生必須要有「藝術感受力」「理論分析力」和「寫作基本功」。 1993年以後,陳傳才辭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碩、博研究生的工作。他曾先後出版學術專著(教材)12部,主編大型類書和叢書兩套12本,並在重要報刊雜誌發表論文96篇。 「陳傳才先生對傳統理論有深厚的學養,但他從不固守成見,畫地為牢。」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金元浦如此評價。 中西文化之辨、中西文論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問題曾一度困擾中文系學科建設和發展。陳傳才一直密切關注國內外理論發展的新動向,批判看待、合理吸收新觀念,並與自身體系融會貫通。他主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下,「不斷地從人類文明的新創造(包括各種不同的理論、思路、方法)中獲得豐富和發展自身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 陳老將其一生奉獻給了文藝理論教學和研究事業,嶽同則在新聞學領域深耕不輟,傳道授業解惑。 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任教期間,嶽同主要講授新聞採訪、新聞寫作等專業課程。課堂上,她時常結合自身從事新聞寫作的實踐經驗剖析採寫方法,切中肯綮。 「只要新聞的政治意識、經濟意識和文化意識是來自廣闊、複雜、多變的時代變革的實踐,那就不管是從正面報導入手還是從批評反面和消極現象出發,抑或是進行歷史深度的開掘還是加以橫向的比較剖析,都必定能從不同角度和層次上觸動社會的神經,產生『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情感效應。」嶽同在其編撰的教材《新聞寫作論》中寫道。 陳傳才(右)、嶽同夫婦合照。(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在學術上潛心問道,在生活中抱樸守真,是許多學生對陳傳才、嶽同夫婦的共同印象。如果說杏壇耕耘數十載有如春風化雨,那麼以二人遺願設立的「不具名的助學金」,則延續著這份潤物無聲的關懷。 今年6月,「陳傳才助學金」完成首次評審與發放。一位受助學生匿名寫下感言:「這份低調而深沉的大愛,激勵著我在困境中堅守,在平凡中進步。往後的學習和生活中,我將延續您所傳承的意志,以謙遜與執著,守護文學的信念,用日益豐盈的所學,回報這份跨越時空的託付。」(完)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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