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的智能產品在世運村圈粉
2025-11-11 14:19 8,375次浏览8月的上海恒隆廣場，正被一股跨越世紀的藝術熱潮包裹。8月9日至21日，音樂劇《悲慘世界》40周年主題展覽在此拉開帷幕，沉浸式時光長廊裡，23年前上海首演的籤名海報、泛黃的節目冊與經典周邊靜靜陳列，訴說著這部傳奇音樂劇從1985年世界首演到如今的全球足跡。與此同時，11月即將在上海開演的《悲慘世界》 40周年紀念版音樂會每一輪開票都會引起搶票熱潮，印證著經典IP穿越時代的生命力。從舞臺到商場，從演出到展覽，《悲慘世界》正以「文旅商展」融合的創新姿態，成為激活城市文化消費的新引擎。票房熱度持續攀升，服務創新樹立行業新標杆23年前，《悲慘世界》作為首部登陸中國大陸的西方經典音樂劇，連演21場創下票房紀錄，為中國觀眾打開了世界音樂劇的大門。如今，這份熱愛有增無減。數據顯示，此次《悲慘世界》 40周年紀念版音樂會已開票7周56場，賣座率超95%，超8.1萬張售出門票中，46%的購票者來自外省市。火爆的銷售數據不僅直觀呈現出劇迷的高漲熱情，更充分印證了其以文化IP為支點，成功撬動文化旅遊與商業消費實現雙向增長，彰顯出其作為文旅商聯動範例的獨特價值。 此次開票推出的「無憂改籤」政策在業內引發廣泛關注。當下，音樂劇市場票務靈活性不足的問題較為普遍。針對此痛點，團隊通過技術升級，實現了購票後指定時段內的免費改籤服務。這一創新舉措既保障了劇場上座率穩定，避免座位因退票空置，又大幅提升了觀眾購票自由度，讓觀眾購票更安心。正因如此，該政策被業內一致視為音樂劇票務服務升級進程中的重要裡程碑。文旅商展深度融合，全球IP融入城市文化脈絡當經典音樂劇與活力城市相遇，一場跨越藝術與生活的對話就此開啟。8月9日至21日，「音樂劇《悲慘世界》40周年主題展覽」以「文化的傳遞與再生」為核心，多維度呈現《悲慘世界》的魅力，全國首展登陸上海恒隆廣場。 步入展覽現場，一面沉浸式展示牆構建出《悲慘世界》跨越40年的時光隧道——從1985年倫敦首演的珍貴劇照，到2002年上海首演時演員們的籤名海報，再到全球57個國家和地區、455座城市的巡演足跡，每一件展品都在訴說藝術的傳承和這個全球經典IP的強大影響力。在逛展的同時還能欣賞到商場播放的劇中四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雲上城堡》《我曾有夢》《繁星》《帶他回家》。觀眾在悠揚的旋律中穿越時空，仿佛能看到雨果筆下19世紀法國社會的宏大畫卷，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磅礴氣勢與細膩情感。這場展覽還成為了串聯城市消費場景的重要紐帶。中國郵政與該劇聯袂打造的限定特輯同步亮相。展覽現場，四款設計融合法式浪漫與當地風情，讓經典IP與城市文化雙向賦能。此外，明信片均已加蓋展覽限定郵資機戳，可在現場郵筒直接投遞；還有限量互動體驗，讓參與者感受傳統凸版印刷工藝與經典IP的奇妙碰撞。 上海恒隆廣場的這場展覽，背後是商業體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義。「我們早已不是傳統購物中心，而是文化藝術、生活美學與自然綠意交匯的『城市會客廳』。」恒隆地產內地業務董事張琳娜說。駐演品牌為城市賦能，彰顯國際文化輻射力隨著音樂劇《悲慘世界》《SIX》《英雄聯盟：雙城之戰》等重磅劇目接連落地，國際演藝資源的聚合效應持續凸顯，「經典與新銳共生、國際與本土交融」的駐演生態正在逐步成型。這一生態的構建，為「亞洲演藝之都」的建設注入了穩健動能。當全球觀眾為一部劇奔赴一座城，當巴黎街景的浪漫與在地文化的特色在藝術中交融，《悲慘世界》早已超越單純的演出範疇，成為展現城市文化活力的重要載體。 23年前，《悲慘世界》為中國推開了音樂劇的世界之窗；如今，這部傳奇的回歸早已超越「經典重現」的意義——它既是對中國文化市場成熟度的一次印證，更折射出從單純引入國際IP的「文化碼頭」，向具備創新整合能力、能與全球文化平等對話的「文化高地」的跨越。當經典旋律與當下的城市文化肌理碰撞，當國際藝術表達與本土服務創新交融，不僅讓更多人在熟悉的故事中觸摸世界文化的多元脈絡，更以「經典IP+在地創生」的鮮活實踐，向世界展現著城市文化生態的活力。這種跨越，既是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延續，更是一個時代文化自信的生動註腳。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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