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的「陸遊三書」雖然完成於特別繁忙而喧鬧的時期,追求的學術品位和敘述深度卻沒有絲毫的減損,距今60多年常看常新,仍舊是了解陸遊人生經歷、文學成就和愛國情懷最好的著作之一。」朱東潤的弟子陳尚君感嘆。今年是南宋偉大詩人陸遊誕辰90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朱東潤所著「陸遊三書」的簡體版,即《陸遊選集》、《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與朱剛昨天來到上海書展,與讀者分享他們眼中的朱東潤和「陸遊三書」。「最近一直在讀這本《陸遊傳》,放在今天讀也絕不過時。」朱剛說。朱東潤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他開創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創作了數量可觀的古代作家傳記作品。「陸遊三書」寫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初版為繁體豎版,此次再版改為簡體橫排。其中,《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合為一冊,由陳尚君教授予以修訂,對詩文作了逐字校核,並撰寫了《新版弁言》;《陸遊選集》則據舊版重排重校,以方便讀者閱讀。近代以來,陸遊詩歌的價值獲得全新認識。「與中國傳統傳記寫法有什麼不同,朱東潤《陸遊傳》通過通讀陸遊的作品,比照他的人生經歷,勾勒他的一生,交代其作品的變化。」陳尚君認為,陸遊一生勤奮,留下來的詩有九千多首,而且各階段分布不均,要通讀還要讀懂讀透,實在不容易。朱東潤把陸遊一生所作詩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少時到乾道六年(1170)陸遊入蜀,從抵達夔州到淳熙十六年(1189)六十五歲時被劾罷官,從六十五歲到去世。其中第一階段存詩僅一卷半,原因是陸遊自己對早年詩作刪除太多,保存者僅佔實際所作詩之二百分之一,這就為勾查陸遊早年經歷、心境和交遊留下太多的困惑,要一條一條梳理他人和陸遊後來追憶的詩篇來恢復,需要做大量的考證。 作為陸遊900多年後的同鄉,小時候生活在紹興的朱剛指出,文學研究注重問題意識,比如,陸遊是主張戰還是和?他與理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南宋黨爭對他的仕途有何影響?朱東潤抓住了理解陸遊人生的三個關鍵,即隆興二年(1164)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鄭的工作,以及開禧二年(1206)他對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態度。《陸遊傳》對這三個時期皆著墨濃烈,分析深刻。「陸遊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弟子,因而山陰陸氏被視為新黨子弟。這一身份在南宋否定新黨的朝野共識下,深深影響了陸遊的人生選擇,他必須抓住任何機會,無法如元祐子弟那般超然與恬退。」朱剛認為,陸遊的愛國,不止是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還包括北宋以來的故土,或是更久遠的漢唐故地,其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今日的中國。朱東潤寫陸遊非常關注現實主義的層面。在陳尚君看來,《陸遊研究》也值得推崇,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文獻考證。以陸遊卒年為例,一般多作「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但朱東潤分析陸遊歷年詩,加上陰陽曆的差別,作出最完滿的結論: 陸遊死於嘉定二年十二月,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因此說陸遊享年八十六,是符合山陰風俗的。用公元表達,陸遊死在嘉定二年十二月五日以後,四日是1210年的元旦,因知陸遊的亡日在1月3日至26日之間。《陸遊研究》還表明,陸遊的散文為他的詩名所掩。朱東潤的評價是:「在其成就若與唐宋八大家比較,應該在蘇洵、蘇轍之上,說南宋第一可能過譽,但足與朱熹齊肩,代表南宋散文的成就,應可論定。」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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