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進入8月後,某些明星演唱會一票難求的景象再度上演。某男子演唱組合所屬公司採取會員制,用戶充值298元能獲得優先購票特權,這一做法遭到廣泛質疑。在消費者第一時間上網「拼手速」的同時,「線下黃牛」與「線上代搶」等熱門演唱會常見的交易也捲土重來,不僅製造消費焦慮,也帶來個人信息洩露等風險。 人們不禁疑惑,規則本該簡單、交易理應透明的購票行為,為何仍會讓人焦慮?某種隱形權力的壓榨、剝削、不公正,這些附加於演唱會消費行為的體驗,實在讓人太不舒服。「既然買不到票,不去看不就行了?」這樣的局外人話語,顯然無法說服長期浸潤於粉絲文化中的消費者。一擁而上的搶購潮,助長了演唱會某些環節的傲慢與有恃無恐。雖有糾錯舉措,卻每每無功而返,這意味著利益之網中「暗影」的強大與根深蒂固。 在公開購票平臺上一票難求,但當有用戶加價,甚至花費數倍票價時,那些「消失」的票卻神奇地出現了。主辦方與票務平臺被指預留票源(通常20%-30%)流向二級市場,將約三成票源分給所謂「合作」黃牛,誇大「工作票」需求並將之轉售牟利,這些票務潛規則,雖屢經媒體報導並被證實,但仍頑固存在或換成新花樣繼續。票務資源掌控者的精明與貪婪,普通購票者的無奈與「待宰」狀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買不到熱門演唱會的票,不能簡單將其視為娛樂消費市場火爆的正常狀況,它其實是由人為營造的心理壓迫構建出來的。眾人爭搶門票,強化了明星光環,推升了其商業價值,為持續的收益奠定了用戶基礎,這便是利益相關方的核心目的。因此,除了人為製造票務的緊缺性、神秘感、並注入「抽獎」式幸運因素外,利益方還持續利用「錯過即是遺憾」的話術,刺激用戶非理性消費(如加價購票、借貸購票),並通過羞恥綁架,灌輸「真愛粉就該不計代價」的扭曲價值觀,來操縱用戶的消費心理。這一充斥著欺騙與誘導的狂熱亂象,無法形成積極、健康的市場。 普遍存在的高額加價票,對許多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如學生),已構成了一種實質性的文化權利剝奪。非正規渠道的天價門票,築起一道不斷增高的消費壁壘,將一部分渴望參與的觀眾拒之門外。而所謂的「價格反映真實供需」「技術限制無法杜絕黃牛」,不過是用以粉飾的謊言,其結果是使部分演唱會異化為奢侈社交場,對公眾平等的文化消費權益造成損害。若任由此類操作長期存在,會被誤認為存在即合理,並可能被其他行業效仿,為潛規則披上一層「閃閃發光」的皇帝新裝,貽害深遠。 演唱會的熱度不減,除了粉絲對明星及其作品的鐘愛,還源於複雜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驅動:人們需要沉浸式的現場感與同在感,渴望線下互動帶來的情感宣洩與歸屬感;當孤獨蔓延時,個體亦需要在群體中尋求認同與共鳴;歌手與作品作為一種具象化的價值觀符號,觀眾通過消費演唱會,亦是對自身身份與理念的一次強效表達……然而,這些複雜而奇妙的體驗元素,正被粗暴人為的破壞手法(票務亂象)刺穿。資本與平臺的逐利本性暴露得越快、越赤裸,就越容易毀掉這塊難得再度繁榮起來的市場。 強有力的監管,不留情的懲罰,高透明度的技術保障,這些其實都不是根治一票難求問題的終極方案。最本質的做法,是督促資本、平臺、渠道、創作者等各方構成的利益共同體達成共識:真心尊重每一位用戶,珍惜他們的熱愛以及為此付出的情感與金錢,呵護他們拴繫於一場演唱會身上的夢想、願望、憧憬。唯有如此,演唱會所能承載的美好價值才會得以充分地釋放與傳承。 然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一些演唱會一票難求背後所體現的對消費者的系統性剝削,其嚴重危害並沒有被充分意識到,亦缺乏徹底根治的證據。當輿論疾呼行業弊病亟待整治時,演唱會行業理應主動起來,深刻意識到自身的責任與義務,恪守高標準的市場規則,信守與消費者憑票籤訂的「契約」,以重新構建雙方的信任關係。此舉意義重大:它所維護的,不僅是市場秩序,還關乎整個文娛行業的健康發展——有利於激活創作生態,淡化明星的商業屬性,提高演唱會的文化屬性。所以,是時候停止刻意製造「秒沒」的假象遊戲,杜絕人為的一票難求,讓演唱會回歸純粹。 韓浩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08日 07版
8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若干規定》聚焦基層反映強烈的「文山會海」「督查考核過多」「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等七大類突出問題,提出21條具體措施,其中「規範政務移動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管理」部分直擊「指尖形式主義」痛點,以「清理整合、嚴格建設、防止異化」為核心,為基層幹部從「手機屏」中解放出來提供制度保障。 開展政務App「瘦身行動」 過去幾年,多地為追求數位化政績,盲目開發功能重疊的App。 例如,某縣曾同時運行「政務通」「便民寶」「服務雲」等5個App,卻因功能雷同、數據孤島,導致基層幹部需要在不同平臺間反覆操作,重複錄入相同信息。部分單位甚至將App活躍度與考核掛鈎,導致幹部被迫「白天跑業務,晚上刷數據」,嚴重影響實際工作推進。部分App界面設計混亂,老年人、視障人士難以使用,反而加劇了數字鴻溝。甚至有市民曾吐槽:「下載3個App才能辦一件事,操作複雜還經常卡頓。」 對於上述存在的問題,《若干規定》明確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原則上最多運行1個面向基層的政務App,填表報數交材料功能一般不向下延伸到縣級;現有多個政務App到基層的,需逐步清理壓減整合。 各地區同步對縣以下單位的政務App開展「瘦身行動」,避免「一個部門一個App」的碎片化現象。同時要求政務App的填表報數功能原則上通過省級平臺統一報送,推動數據共享,實現同類材料「最多報一次」。市縣級App需逐步與省級平臺功能整合,打破「數據孤島」,讓基層從「重複填表」中解脫。 據悉,海南、重慶等地已試點「一表通」系統,基層數據填報量減少60%以上。 此外,《若干規定》還明確,除安保、應急等特殊場景外,禁止設置打卡籤到、積分排名、統計在線時長等強制性功能,杜絕「為了留痕而留痕」的形式主義操作。 圍繞政務App整合,《若干規定》同步推出多項配套措施,形成制度合力。 首先從源頭管控建設權限。嚴格政務App立項審核,未經信息化項目審批部門批准不得新建。行業系統已建統一App的,須向地方開放權限,避免重複建設。明確禁止將App安裝率、登錄頻次等作為考核指標,工作照片、視頻上傳等非必要要求一律取消。推動垂管系統與地方平臺互聯互通,如應急管理、市場監管等高頻使用系統將率先實現數據共享。 破除「文山會海」 一天開三場調度會、下班前要交三份會議材料……此類現象在基層絕非個例。據某政府機關統計,僅一周就收到90餘份紅頭文件,其中大量內容交叉重複,令基層疲於應付。「文山會海」及其伴生的繁複報表、重複留痕,正持續擠壓基層幹部服務群眾、推動發展的寶貴精力。 《若干規定》以「嚴控數量、提升質量」為核心,對文件會議進行全鏈條管理。 在文件管理方面,實行年度發文總量控制,超發需向上級書面說明,禁止以「白頭文件」、便箋等形式規避監管;嚴格限定文件篇幅,除綜合性文件外,專項工作文件不超過4000字,配套文件不得照搬上位文件內容。同時,強化政策一致性評估,避免層層加碼。 在會議管理方面,推行「能並則並、能減則減」原則,綜合性會議每年不超過1次,未經批准不得直達基層開會,已發文部署的工作原則上不再開會。參會人員嚴格按主題相關度劃定,避免「層層陪會」,中央部門會議一般不要求市縣以下單位參加。 此外,《若干規定》倡導「短實新」會風,地方黨政「一把手」同場會議不重複講話,主報告不超過1小時,分組討論會期不超過1.5天,切實壓縮會議時間成本。 同時,《若干規定》強調「三個區分開來」,對追責問責與容錯糾錯統籌把握,防止問責泛化、簡單化。 督查檢查考核「瘦身健體」 針對基層反映強烈的「督查滿天飛」問題,《若干規定》從計劃備案、方式優化、總量控制三方面入手,構建「瘦身健體」新機制。 嚴格計劃管理,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每年對地方督查檢查考核事項不超過1項,同類事項合併、多部門聯合開展,未經報備不得擅自啟動。省級部門對市縣鄉三級實地督查每月不超過規定次數,防止「扎堆式」檢查。改進考核方式,明確禁止將開會發文、拍照留痕、學習筆記等作為評判標準,不得以領導批示、媒體刊發文章等作為考核內容;考核指標大幅壓減,杜絕「千分制」「搭車考核」,嚴禁隨意設置「一票否決」或籤訂責任狀。嚴控總量頻次,省市縣三級統籌督查事項,避免多頭重複;縣以下單位考核由市縣鄉統一組織,其他單位不得單獨開展。 文件亦對借調幹部、規範明晰基層權責、創建示範活動等基層痛點作出硬性規定:嚴禁上級機關從縣以下單位借調幹部,市以上單位借調需嚴格審批備案;未經省級黨委和政府統一部署,不得將未列入清單的職責事項擅自向鄉鎮(街道)下放或者採取授權、委託等形式變相下放;大幅壓減創建示範活動,市縣以下單位不得開展達標評比,杜絕「運動式」創建浪費資源。 北京商報記者 張茜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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