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特使團訪華 韓媒：中國的發展令人驚嘆
2025-10-25 10:36 2,598次浏览在近代歷史的長河中，天津就像一顆璀璨的明珠，閃耀著創新的光芒，創造了我國第一輛自行車、第一塊手錶、第一臺照相機和電視機等諸多「第一」，海鷗、飛鴿等本土輕工業品牌更是成為一代人的國民記憶。時光流轉到當下，天津在科技、創新、智能領域持續發力，全力推動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而剛剛舉辦的「何以中國·和合共生」活動和即將到來的上合峰會，無疑為這座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天津港作為我國重要的港口之一，已經成為科技應用的前沿陣地。如今，天津港利用5G、AI等先進技術，實現了港口自動駕駛、自動港口作業和遠程控制……巨大的貨櫃在無人駕駛車輛的精準操作下有序移動，港口作業人員通過遠程控制就能高效完成各項任務，一幅壯觀而又充滿科技感的畫面展現在眾人的眼前。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投資成本和能耗，提高了港口的運營效率和安全性，為自身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也為全世界的港口智能化提供了可借鑑的「天津港方案」，成為國際標杆。智能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創新人才的支撐。天津擁有眾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以天津大學為例，這所誕生於1895年的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一直以來秉持著興學強國的初心使命，去年開設了全國首個腦機接口本科專業，該專業的設立不僅填補了國內腦機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的空白，更在神經解碼算法與腦控機器人等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通過校企聯合實驗室、技術轉化中心等通道，源源不斷注入天津智能科技產業鏈。從精密儀器製造到生物醫藥研發，從智慧城市建設到高端裝備升級，創新人才的智慧正深度重塑著產業形態，為城市新質生產力的躍升提供了澎湃動能。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僅體現在科技的創新和突破上，還體現在產業轉型升級和融合發展上。在天津，傳統產業與新興科技正加速融合，以輕工業為例，曾經的海鷗、飛鴿等品牌在新時代藉助科技的力量煥發出新的生機。通過引入智能化生產設備和先進的管理系統，這些企業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實現了從傳統製造向智能製造的轉變。同時，科技企業與文化產業、旅遊業也實現了深度融合，海河遊船的「夜遊 +演藝」模式，將科技與文化、旅遊完美結合，讓遊客在欣賞海河美景的同時，還能體驗到科技帶來的獨特魅力。即將舉辦的上合峰會，對於天津來說，是一次展示科技實力和創新成果的重要契機。藉助上合峰會的東風，天津與其他成員國分享自己的科技成果和發展經驗，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理念，進一步提升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國際影響力，拓展更廣闊的市場，推動產業的國際化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更多「津彩」力量。（羅瑞明）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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