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客以房屋「面積縮水」訴請退租被駁回
2025-11-26 19:53 5,683次浏览南昌8月14日電 題：在梅汝璈故居回望東京審判：「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記者 李韻涵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梅汝璈力爭將7名日本甲級戰犯判處死刑，他為死難者同胞討回血債。」在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的梅汝璈故居，梅汝璈後人梅庭軍向參觀者講述著近8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情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次年，東京審判拉開帷幕。審判持續了兩年多，開庭818次、判決書超過1200頁。面對死難者同胞，參與這場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立誓：「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圖為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的梅汝璈故居內的梅汝璈雕像。劉思偉 攝 「東京審判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在開庭預演時，庭長將中國的座次排在了英國之後。」站在梅汝璈的法袍前，梅庭軍向記者介紹了當時的「座位之爭」。 「梅汝璈在庭上表示，如果只是個人座位問題，自己不在意，但各位法官代表了各自的國家；而且，在這次戰爭中，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戰時間最久。」最終，法官座次依照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籤字順序安排。 對日本戰犯如何量刑，成為東京審判庭審時的最大爭議之一，一些來自未遭受日軍侵略國家的法官不贊成死刑。 面對不同的量刑建議，梅汝璈以智慧、勇氣和學識據理力爭。經過投票，法庭以6比5的微弱優勢判處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日本甲級戰犯絞刑。同時，梅汝璈主張在判決書中單設一章對南京大屠殺予以說明，獲得了法庭的同意。 圖為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的梅汝璈故居外景。劉思偉 攝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帳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在故居內牆展板的顯著位置，書寫著這段出自梅汝璈一篇文章中的話語，許多參觀者會在此駐足沉思。 1904年，梅汝璈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朱姑橋梅村，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在史丹福大學學習，後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作為梅汝璈的第四代後人，梅庭軍經常到故居為大家義務講解東京審判的歷史，持續至今已經十二載。 梅庭軍說，「在梅村，老人們會時常講起梅汝璈的事跡，我也一直和梅汝璈的其他親屬保持聯繫，儘可能掌握更多詳實的史料，以便幫助大家進一步了解這段歷史」。 「正如梅汝璈當年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苦難，我講解這段歷史就是為了讓大家銘記那些苦難，更要珍視我們現在來之不易的和平。」梅庭軍說，抗日戰爭是有硝煙的戰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可謂沒有硝煙的戰場，都凝聚著無數先輩的奮鬥與犧牲，正是他們共同鋪就了如今的和平之路。 「看過後感覺很震撼，心情難以平靜，沒想到戰爭結束後還有一段這樣跌宕起伏的歷史。」在故居內參觀的南昌市民熊建平對記者表示，這段歷史應該被更多人知道。 自2013年梅汝璈故居免費對外開放以來，已接待觀眾超10萬人次。近年來，根據「修舊如舊」的原則，當地政府多次對梅汝璈故居內外進行了修繕。如今，故居所在的朱姑橋梅村將煥新升級成為南昌市又一旅遊目的地，相信未來會迎來更多前來了解這段歷史的參觀者。(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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