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中蒙博覽會在呼和浩特開幕
2025-11-10 08:26 4,839次浏览面對當下存在的信息泛濫與資訊過載，我們如何重新定義閱讀？2025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昨天開幕，「書香上海·東方閱讀盛典」作為書展重要組成部分，以「語言·情感·時代·文明·視野」為主題，匯聚熊月之、孫甘露、田崇雪、毛尖、徐滬生、李仲謀等名家圍談，許多讀者提前在友誼會堂「蹲守」，現場座無虛席。多位作家學者直言，平時也會刷短視頻看直播，其中不乏有趣的表達，但並不擔心其對紙質書或長內容的衝擊。「不拒絕新媒體的便捷，也不放棄深度思考的價值。但要警示碎片信息導致的知識失衡與精神淺薄化。深度閱讀的價值在於，學會從碎片中尋找系統，在信息洪流中守護清醒的頭腦與豐盈的精神世界。」江蘇師範大學教授、百家講壇主講人田崇雪說。跳出「信息繭房」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眾生活方式已然發生深刻變革，被海量信息包圍、算法推薦、知識付費成為常態。傳統意義上的「深度閱讀」——比如系統閱讀經典、沉浸式思考，在新媒體時代似乎面臨挑戰。打開手機、電腦或手持電子書閱讀器享受海量書籍內容，是「Z世代」的閱讀新常態。短視頻、公眾號、音頻等碎片化內容正重塑閱讀方式。「閱讀的選擇最終取決於讀者自身的主體性。無論買課還是逛書店，關鍵在於是否真正投入思考、獲得啟發。新媒介未必導致思想簡化，但需小心語言退化。」田崇雪剖析算法對認知多元性的限制，認為「流量至上」容易擠壓內容深度，警惕文化被「景觀化」「消費化」，避免讓閱讀成為「身份標籤」。但新環境也給文化傳承創新帶來新機遇。「一條」創始人兼CEO徐滬生談到新媒介作為「閱讀入口」的可能性，探討音頻、解讀類內容相對降低了經典門檻，有助於打破傳播壁壘，發掘多元聲音的價值。在他看來，或許新媒體不是敵人，而是橋梁，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從「被動接收」轉向「主動篩選」，讓碎片成為通往深度的階梯。走向城市深處「上海是我的偶像。年輕時，是一位戀人；父母離世後，就像我的父母。」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孫甘露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圍繞「寫作與上海」展開對談，孫甘露形容上海的邊界仿佛就是世界的邊界，上海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城市，更是文學創作中鮮活的精神符號，滋養著與它共生的寫作者。這座城市的多元與包容，為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優質閱讀與寫作，需跳出浮光掠影，潛入城市深處。此前創作長篇小說《千裡江山圖》，孫甘露多次走訪歷史遺蹟，參考當時上海的城市地圖、報紙新聞、檔案、風俗志等，重現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建築、街道、飲食、風俗和文化娛樂等，建構出令人身臨其境的小說空間感。在他看來，城市生活中磨礪出的韌性，會從日常處世滲透到創作裡。他回憶道，做郵遞員的經歷塑造了他對城市的認知。「書寫上海時，作家會不自覺地將個人記憶與城市肌理交織，讓作品呈現出獨特時代印記。」毛尖認為，上海獨特之處在於其既能承載宏大敘事，又充滿市井煙火氣，這種雙重特質為寫作者提供了廣闊表達空間。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熊月之以《在文物、藝術與歷史的交融中citywalk——談上海六千年》為題，分享從事上海歷史研究和知識分享的心得。新書《上海六千年：海納百川的文明之路》正在上海書展展出，還「走」進了上海地鐵「文化長廊」展區，供乘客讀者駐足閱覽。「漫步上海六千年文明之路，既是對這座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度解碼，也是對學科壁壘的跨越性突破。」熊月之說。「2025上海書展東方悅讀· Metro大都會城市文化地標徵集活動」同期啟動。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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