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聚焦|「電影＋」點燃暑期文旅消費熱潮
2025-10-22 16:00 9,726次浏览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自習室裡不「自習」 託管服務「穿馬甲」 暑期一些地方學科培訓「隱蔽作業」 8月初，家住北方某大城市的大學生王世濤，想利用暑假搭建論文框架，便準備找個安靜的自習室。他用手機檢索到了附近一家營業的自習室，不過，讓王世濤稍感意外的是，這裡並不安靜：門外貼著很多醒目亮眼的海報，海報上的內容除了自習還有託管和素質培養等，站在樓道裡就能聽到從裡面傳出的英語單詞朗讀聲。 更讓王世濤意外的是，推開磨砂玻璃門，往常供一個人使用的隔間裡，擠進了三四個學生，有的甚至多達五人，一位年輕老師正在給這些孩子講英語。 顯然，面向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在這家自習室裡悄悄地進行著。 學習要張弛有度。暑假本是中小學生放鬆身心、調整節奏的最佳時機，不過，暑假往往被賦予了「彎道超車」的功能，以至出現過多的學科類培訓、過重的學業負擔。 為此，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被稱為「雙減」的政策明確提出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之後多個配套政策和舉措連續出臺，在幾年的「重拳出擊」下，「野蠻」培訓的校外環境得到了有效治理。 然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儘管幾年前那種滿街都是培訓機構的「盛況」已經看不到了，但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類培訓依然存在，並更加隱蔽，披上了「自習室」「託管班」等外衣。 自習室裡不「自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絡平臺搜索了「自習室」，然後隨機走訪了北方某大城市的幾家自習室。記者發現，這些自習室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習室，安靜是這類自習室的主基調。這種自習室通常被分為「鍵盤區」和「沉浸區」，整個自習室最大的聲響就是鍵盤敲擊聲和腳步聲，「自習」得非常純粹。 另外一類則截然不同。 在這類自習室裡，空間被明顯分為了「自習」和「課外班」兩種用途。條件好一些的是在公共區域以外分割出幾個獨立的小房間，小間裡通常是一個老師給幾個學生講課，不過畢竟空間有限，隔音不可能太好，記者在一家自習室的留言區看到這樣的評論：「鍵盤大屋旁邊的小屋太吵了，完全不隔音，老師給小朋友講課的聲音能聽得一清二楚……」 還有條件更差的，直接在公共區域內再闢出一塊，用隔板圍出更小的空間，老師就在這樣僅由隔板圍成的狹小空間中講課。 記者通過觀察發現，這類自習室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老師常年駐紮在自習室裡，如果是到這裡純粹上自習的人，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在前臺兌換在平臺上購買的時長，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常自習。如果是來上課或者是諮詢上課的，會有專門的人接待。記者看到自習室裡有小學生，詢問前臺是否有針對小學生的課程，前臺接待人員立刻把記者引薦給了一位專門負責課程的老師，老師立刻熟練地開始詢問記者「孩子開學上幾年級」「想補什麼課程」…… 另外一種自習室則完全失去了「自習」的功能，這裡，一邊是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聽寫單詞、抽查課文；另一邊，初中生身旁堆放著厚厚的錯題本。授課老師在電腦屏幕、課本、紙質資料間靈活切換，角落裡的印表機「吞」下A4紙「吐」出中高考的模擬題目，還有被稱為「班主任」的老師，一邊在微信上對接家長和授課老師，一邊負責給學生訂飯…… 記者在一家自習室裡遇到了開學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的曉萱。曉萱的父母工作很繁忙，暑假很難照顧她，於是就找了這家離家很近的自習室，在這裡上課、寫作業。 「老師有沒有資質，我們心裡沒底，至於環境，對比了好幾家，有的甚至連隔板都沒有呢。」曉萱的媽媽姜女士說。 「雙減」政策對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有著明確的資質要求，而且明確，「從事學科類培訓的人員必須具備相應教師資格，並將教師資格信息在培訓機構場所及網站顯著位置公布」。 記者在走訪的這幾家自習室內均沒有看到相關公示內容。 託管服務穿「馬甲」 除了藏在自習室裡的課外班外，託管班是課外班的又一個「馬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北方某大城市一機構外看到了「免費託管」的廣告。 8月上旬一個工作日的下午4點半，記者在「免費託管」廣告附近看到了多位來接孩子的家長。一位家長告訴記者，自己跟丈夫平時工作都比較忙，下班很晚，孩子馬上就要升入四年級了，不想讓孩子在家裡「虛度時光」，就給他報了這個託管班，「至少有人看著寫作業，總比在家玩手機強。」這位家長說。 「免費託管」其實是這家機構招攬課程生源的「入口」。記者在這家機構前臺看到，一位姓張的老師了解到一位家長是給五年級的孩子進行諮詢時，立刻介紹起了機構的數學提升課程，「我們這邊很多『五升六』的家長都選擇『小中銜接套餐』，除了課本知識，還會帶一些奧數競賽題。」張老師接著指著教材上的「雞兔同籠」例題說：「您看這樣的題，我們就會教孩子用方程和假設法兩種解法。」 幾番溝通後，這位家長就領走了數學、英語測試卷，機構將根據孩子的答題情況最終確定分班並匹配老師。 記者注意到，在這裡，託管僅是一項附贈服務，機構內一面牆上貼著的暑期課表顯示，每周一、三、五是數學課，每周二、四是英語課。「現在報名數學或者英語就可以享受託管服務了，託管服務最晚可以持續到晚上6點。」 隱蔽培訓背後是基礎教育評價體系的單一性 無論是自習室裡補課，還是披著託管的外衣進行補課，隱蔽性都是這類補課的顯著特點。而「見不得光」往往與「風險」相連，比如，教學質量無法保障、收費不透明、退費困難、消防安全隱患等，甚至可能遇到無資質的「黑機構」或人員。 當校外培訓頻頻「改頭換面」「穿馬甲」後，也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曉萱告訴記者，最初自己是在一間獨立的教室裡試聽課程的，上了幾次課後老師說教室不夠用了，就轉移到了現在完全不隔音的自習室。「媽媽說，我們是從大教室被騙到了小隔間。」 有人說，課外學科培訓的負擔之所以很難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家長連綿不絕的培訓需求。 其實，家長也很無奈。 一位初二學生家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學校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們都會說不贊成家長給孩子報課外班，但是後面總會跟上一句話「有的時候也是沒辦法，這是現在學校面臨的基本盤」。 家長們能聽懂老師的「言外之意」。 一位家長坦言，「都說這是『劇場效應』，家長們都是在劇場中看劇的人，絕大多數人不想站起來看劇，但是，現在場子裡已經有不少人站了起來，沒辦法，我們也只能站起來，總不能讓孩子掉隊吧」。 這幾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在北方某大城市，一家處在「頭部」位置的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下門店多了起來，門店顯眼位置的廣告上有美術班、書法班、舞蹈班等各種素質班，當記者以家長的身份詢問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時，門口的老師馬上拿出手機，展示其中的文件，那裡有針對各個年級的語文、數學、英語等課程的課程表和開班時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培訓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 「第一，我們的教育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第二，教育依然存在不均衡，只要這兩個條件存在，那麼剛性的培訓需求就存在，就很難消除。」儲朝暉介紹，他曾經到丹麥考察發現，丹麥的學生在九年級前沒有學業考試，學校老師每個學期會從身體發育、體能、語言、計算、閱讀、社交與情緒發展等維度對學生進行專業評估，形成綜合性成長報告，取代單一的學科分數。 單一評價意味著「唯分數」和「篩選性」，儲朝暉認為，只有把「唯分數」的單一評價改為「多主體、多維度、全過程」的綜合評價，才能真正給中小學生「鬆綁」，並從根本上壓縮校外培訓的生存空間。 當然，在治理校外培訓的同時，還要提升學校教育的質量。《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在「鞏固校外培訓治理成果，嚴控學科類培訓，規範非學科類培訓」外，還要「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水平，加強對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壓減重複性作業，減少日常考試測試頻次」。 唯有「課內提質」和「課外治理」同發力，才能讓自習室回歸安靜自習的本源，讓託管服務真正卸下「馬甲」，讓「雙減」的減負目標落到實處，讓孩子們擁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不被學科培訓侵佔的假期。 (文中學生及家長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康璐瑤 楊展儀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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