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推行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組團式管理模式 無堂食外賣髒亂差?浙江有新解法 「點外賣優先選有堂食的商戶,沒堂食的髒亂差。」這句在消費者中廣為流傳的「經驗」,反映了無堂食外賣的現實問題。 為節省成本,無堂食外賣大多只有一個廚房檔口,經營場所隱蔽,缺乏顧客監督,易形成監管盲區,存在食品安全隱患。 據不完全統計,浙江省目前無堂食聚集區內有3000多家無堂食外賣檔口。面對這一新興業態的監管挑戰,今年7月,浙江首創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管理規範》團體標準正式實施,融合「政府引導+專業運營+平臺助力+商戶自治」,在全省推行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組團式管理模式,為行業規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農貿市場轉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 走進杭州新天地農貿市場2樓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21家商戶門前亮證亮照,內部設施乾乾淨淨。各商戶的出餐口設計為上下兩層,外賣騎手可以直接在取餐口取餐,整個流程井然有序。 「這裡屬於傳統農貿市場轉型升級的無堂食外賣聚集區。」杭州市拱墅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東新市場監督管理所所長朱浩回憶,2023年,市場2樓只有寥寥幾個賣菜攤位,1樓則全是無堂食的外賣商戶。當時農貿市場的管理方只負責蔬菜攤位,卻不管理外賣商戶,外賣商戶環境髒亂差問題尤為突出。 對於外賣商戶而言,後廚衛生是重中之重。「但一些商戶生意好的時候沒空搞衛生,生意差的時候又沒心情搞衛生。」朱浩介紹道,為改變這一情況,2024年11月,市場2樓進行拆除改造,按食品加工的要求重新鋪設煙道、水電和下水,將菜攤調整到1樓,外賣搬到2樓,並在2樓專門開設小哥驛站,供外賣騎手休息、充電、淋浴等。 為有效改善市場環境,市場還將容易髒亂的物資集中起來。聚集區配套2個共享倉庫,存放預包裝食材,還配備1間共享粗加工間,商戶可以在智能水錶上插卡計量,殺魚洗菜。 「商戶們囤放材料原本需要佔用不少檔口面積,租金成本也隨之增加。共享倉庫的設立正好給檔口『減負』,讓他們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經營上。」朱浩表示,從去年9月至今,當地街道的3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沒有發生過一起顧客投訴,外賣訂單的平均響應時間也比其他區域快3分鐘。 規範化管理延長商戶生存周期 然而,要把零散的無堂食外賣集中起來管理,並非易事。浙江隨即引入第三方專業管理,由具備資質的機構承擔起聚集區的日常運營規範、衛生巡查、商戶協調等工作。位於拱墅區萍水街太合商業中心地下1樓的閃電廚房美食城,由餐飲管理公司建成並負責管理運營,入駐商戶也以知名連鎖品牌為主,已逐漸形成品牌餐飲外賣「衛星店」聚集區。 「以前我們更像『二房東』,只負責收房租。現在變成管理者,日常工作也大不相同,增加了巡查、消殺、消防安全檢查、食品安全培訓等內容。」閃電廚房甄選杭州區域負責人岑浩說道。 如今,閃電廚房美食城從多方面強化管理,線下建立了完善的食品追溯體系,主動收集商戶臺帳、督促做好進貨查驗,線上平臺也同步開通了「外賣在線」功能,消費者可以在後臺實時查看後廚情況。 「職責雖然多了,工作反倒輕鬆不少。」太合閃電廚房店長王婕深有感觸,「每周五我們都會下發培訓文件,普及相關知識。以前大家沒這個意識,現在通過培訓都能自覺做到了。」 規範化管理也顯著延長了商戶的生存周期。「開一家堂食店的成本,或許可以開十幾家外賣店。」岑浩告訴記者,無堂食外賣試錯成本低,市面上通常3個月就換一批商戶。「一年下來,11個出租檔口中七八個品牌都沒變動。」 良好的市場環境下,不僅有小商戶轉型做外賣,連鎖餐飲品牌為專注外賣業務也在設立輕量化門店。「我們希望借其成熟管理模式帶動其他商戶,並吸引更多優質商家入駐。」岑浩說。 讓監管透明化 「目前,無堂食外賣聚集區主要有改造提升型、品牌聚集型和新建示範型三種模式。其管理的核心都在於創新的『組團式』管理模式。」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餐飲處副處長邵慧群表示,打造「六統一」無堂食外賣聚集區,即統一檔口單獨辦證、統一設有管理人員、統一公示商家信息、統一檔口功能布局、統一公開後廚環境、統一設置小哥驛站。 浙江還引導外賣平臺主動參與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的建設和管理工作,通過提供政策支持、紅包補貼和流量傾斜等幫扶舉措,引導分散商戶向合規聚集區遷移,形成規模化組團管理效應。 同時,指導平臺方、外賣聚集區管理方及商戶、通信運營商等共同成立網絡餐飲自治聯盟,統一制定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建立自查和互查機制,互相借鑑經驗成果,形成「食安引領、服務融合、互促共贏」發展新格局。 據統計,浙江省共排摸出無堂食外賣聚集區161個,涉及無堂食外賣商家3040家。目前,已完成14個無堂食外賣聚集區規範化治理。預計年底前,浙江將通過「組團式」管理模式,規範一批、改造一批、淘汰一批,實現無堂食外賣聚集區的全面提升。 本報記者 鄒倜然《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5日 01版)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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