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為期三個多月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回顧展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落下帷幕。這場由PSA與香港M+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建築大展,自4月26日開幕以來,累計吸引觀眾逾15萬人次,日均參觀量超1700人。作為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在中國內地的首個全面回顧展,此次展覽不僅是PSA與M+籤署合作後的首個項目,也是「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焦點活動。展覽通過逾400件手稿、模型、影像及文獻,完整呈現了貝聿銘跨越七十載的建築生涯。走進展覽,就像走進「蘇州園林」社交平臺上,不少網友形容此次貝聿銘回顧展是「必看的建築盛宴」。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當天,展覽接待觀眾7126人次,刷新PSA開館以來單日參觀紀錄,當周周末雙日觀展人數更突破1.2萬大關。剛剛過去的閉展周,即便烈日炎炎,仍有大批市民前來,展廳內人頭攢動。8月初的收官講座「世界的貝聿銘」現場座無虛席,線上直播觀看人數突破1.2萬,創下展期新高。 展覽現場。展覽分為六大主題,從成長背景、都市設計理念、跨領域對話、業主協作、材料與結構探索及重釋歷史的策略等多個維度重新解讀貝聿銘的生平及重要貢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陳空間設計參照蘇州園林的布局方式,觀眾可以在高低曲折間發掘貝聿銘不同階段建築設計中的「伏筆」。展覽還特別設置一條「時間走廊」,串聯貝聿銘跨越40年兩大代表作——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和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建築師柳亦春表示,「這個展覽是迄今為止,能夠看到的最完整、最豐富的關於貝聿銘的建築作品和文獻的展覽,他的作品和文獻與整個展覽的設計融為一體。」看見「不一樣」的貝聿銘上海,是貝聿銘建築夢想的萌芽地,10歲起,貝聿銘先後就讀於上海青年會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正是在上海,這位日後的建築大師第一次接觸現代主義建築。1934年上海國際飯店落成,讓貝聿銘萌生出成為一名建築師的夢想。展廳內特別呈現了1930年代的上海市貌以及與貝聿銘在上海成長經歷相關的歷史文獻。通過這些展品與文獻,觀眾可以一覽傳奇建築師的七十年從業生涯,更能夠與貝聿銘作品中體現的民族意識產生共鳴,理解他在跨文化和現代環境中不斷探索演繹地方性和歷史原型的動力。 在建築手稿與模型之外,展覽還通過影像及文獻資料,使觀眾近距離探索貝聿銘的生活與工作。標誌性的圓框眼鏡,極具感染力的笑容,勾勒出謙遜、務實的貝聿銘。一位觀眾表示,「看過這個展,才發現原來我對貝聿銘一無所知。」「展覽+City Walk」展覽期間,面向不同年齡段的觀眾,PSA推出一系列富有啟發的講座、城市行走與夏令營活動。開幕圓桌「反思、偏見、實踐:貝聿銘與中國」邀請包括丁沃沃、黃文菁、劉克成、柳亦春、林兵、柯衛六位嘉賓結合自身經驗,探討貝聿銘的建築作品與方法論。6月19日M+和PSA共同主辦公共講座「不止於形式的對話——徐冰與貝禮中談貝聿銘、藝術與建築」,深入探討貝聿銘對當代藝術的興趣,及其在建築設計中與藝術家展開的合作。「文化遺產日」當天特別開展的城市行走直播活動則聚焦「貝聿銘的上海足跡」,直播當天,近63萬名觀眾在線跟隨建築歷史學者喬爭月的講述踏訪了貝聿銘建築生涯的起點。夏令營「貝聿銘的幾何變奏」通過講座、研學、模型製作、空間搭建、烘焙體驗等課程設置,引導青少年對貝聿銘建築的形式語言進行再現與再創造。8月9日,展覽閉幕前的最後一場講座「貝聿銘的中國」舉行。蘇州博物館新館的駐場建築師林兵,上海交通大學博物館館長、上海博物館原副館長陳克倫,和親歷蘇博新館建造過程的蘇州博物館原副館長錢公麟,共同解讀了貝聿銘的蘇博設計以及這一作品對中國博物館建築的深遠意義和影響。隨著8月10日展期結束,這批展品將啟程前往卡達多哈繼續全球巡展。 「看過展覽,我希望能去更多的地方,身臨其境地感受建築帶來的生命力。」一位觀眾感慨道。
記者 宗苗淼 抗日戰爭時期,秦皇島青龍花廠峪村曾是臨撫凌青綏和凌青綏聯合縣工委機關所在地,也是冀東軍區東工委領導機關所在地,發生戰鬥200多次。在這片歷經戰火洗禮的土地上,八路軍與百姓生死相依並肩戰鬥…… 1942年12月的一天,夜色如墨,寒風呼嘯。幾百名八路軍戰士悄然進駐花廠峪村。這個「進越長城可攻,退居深山可守」的村落,一夜之間成為冀東地區連接東北的抗日樞紐。 當時,日軍將這片土地劃為「無人區」,花廠峪村的靴腳溝樹高林密,許多人家隱沒在溝溝岔岔。老鄉們得知來的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滿心歡喜地將八路軍迎進家中。 這片土地發生的故事,都被一棵在戰火中挺立的千年慄樹默默見證。 寧死不屈 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的消息 沿著靴腳溝往山裡走,是村民趙玉明的家。屋旁就是那棵千年慄樹。「五六個人手拉手都抱不過來,城裡來的專家說,它已有1500多年歷史。」趙玉明說。 「我們這裡,家家住過八路軍。」趙玉明說,「受八路軍的影響,大家都願意當民兵。我那當民兵的二叔趙清,就在這棵慄樹下設立了秘密交通站,為八路軍傳遞消息。」 趙玉明的二叔生前回憶那時的事時常說:「慄樹底下擺一張桌子,有人來就喝杯茶。能對上暗號的,就是八路軍,馬上傳遞消息。若是遇到漢奸,當場就懲處。」 在花廠峪村及周邊,八路軍與日偽軍多次激烈交鋒。共產黨抗日領導機關在日偽軍眼皮子底下站穩了腳跟,日偽軍怎會善罷甘休? 1943年8月28日,日軍調集500多人進攻花廠峪,對聯合縣工委機關進行「圍剿」,卻被八路軍打得抱頭鼠竄。敵人惱羞成怒,一個多月後,又調來6000多名日偽軍,叫囂著「血洗花廠峪,火燒靴腳溝,不留一個喘息的活物」。 「敵人出動飛機、大炮,八路軍帶著老百姓只好撤退到山裡。二叔為了送消息,沒來得及進山,他和幾個村民一起被抓了。」趙玉明介紹,「當時日軍並不知道二叔的身份,將燒紅的烙鐵烙在他身上,逼問八路軍下落。他和被抓的村民強忍疼痛,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消息。」 兩位村民在敵人的折磨下不幸犧牲,而趙清憑藉頑強的意志活了下來,繼續在這棵慄子樹下的交通站值守。 「我父親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常偷偷撿些慄子,跑到山裡送給八路軍。」趙玉明說,「慄子是當時最好的食物,又解餓又香甜。八路軍非常感動,紀律嚴明,專門打了借條。新中國成立後,曾經打借條的同志真找來還糧了。但我父親說什麼也不要,因為八路軍是真正為咱們好啊。」 家家把房騰出來給八路軍住 「八路軍是豁出命幫我們打小鬼子啊!那時花廠峪村全民皆兵,當不了八路軍也要當民兵。」說這話的,是抗日堡壘戶、民兵基幹隊骨幹趙忠和的兒子趙海山。 「聯合縣工委和冀東軍區第12團1營副營長馬驥帶領的八路軍來到花廠峪,因我父親以前跟馬驥打過仗,辦事處就設在了我家。」趙海山回憶道,「當時村民分散住在附近的九溝十八岔裡,每家都不寬裕。八路軍不想給老鄉添負擔,就在靴腳溝樹林裡搭帳篷住。但數九寒天,戰士們凍得發抖,槍都端不穩,怎麼打鬼子?於是,村裡人偷偷把他們領回家,你家住5人,他家住6人,家裡炕多的,就多住幾個八路軍……」 如今,花廠峪村史館裡還留著趙忠和老人的照片。「他幫八路軍挖壕溝、運彈藥、埋地雷、搞側面襲擊、清理戰場,做了很多事。」趙海山說。 97歲的雷玉芝至今仍清晰記得,她生下大兒子的第六天,就和婆婆一起給八路軍做布鞋,支援他們打小鬼子。 在村裡米家臺的一棵百年慄樹旁,是凌青綏聯合縣工委第一區財糧助理米萬忠的故居。他女兒米桂君說:「父親負責給部隊收運軍糧,時常講附近老百姓對他的好。有一迴路上差點被鬼子抓到,老鄉直接把婚房讓出來給他打掩護,幫他擺脫了鬼子搜捕。還有一回,為炒3000袋小米軍糧,山裡的老鄉從各家湊來24口大鍋,幫他忙活了三天三夜……」 打不垮的花廠峪 花廠峪紀念館館長周慶信,是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三連連長周子豐的兒子。周子豐臨終囑託兒子,花廠峪村民們和戰士們是生死兄弟,以後一定要幫助他們。為此,周慶信紮根花廠峪村。 「父親打過近百場仗,靴腳溝突圍最慘烈。」周慶信神情肅穆地說,在敵人動用6000多人,我方卻只有200多人的情況下,父親在花廠峪老鄉的指引下,帶領戰士掩護聯合縣工委向老嶺深山峽谷撤退。當看到花廠峪上空敵機對著村莊瘋狂掃射,村子樹木折斷、火光沖天時,戰士們心頭怒火燃燒,發誓要殺回花廠峪,為鄉親們報仇。 時任聯合縣工委書記劉光祿為戰士們做思想工作,講明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和意義,強調暫時的退卻是為實現戰略進攻、後續奪取更大勝利。第二天暴雨,山火熄滅;第五天,霧氣驟起;第六天,聯合縣工委與羅文、馬驥率領的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一、二連會師,成功突圍。 然而,日偽軍對花廠峪的「圍剿」並未結束。帶著老百姓突圍成為最要緊的任務,八路軍決定就近突襲敵人重要資源周丈子水銀礦,減輕花廠峪壓力。「圍魏救趙」,攻敵所必救,花廠峪之圍得以解除。 幫助八路軍抗日的民兵隊、交通站始終在,直到抗戰勝利的那天。這裡的人民,如經歷戰火的慄子樹,春風拂過再發新芽。 【今日花廠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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