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總臺記者從拱北海關獲悉,琴澳共用「橫琴單牌車」(入出橫琴的澳門機動車)電子標籤政策將於2025年8月15日正式實施。該舉措將進一步簡化「橫琴單牌車」通關備案手續,更加便利澳門居民駕車往來橫琴。 在橫琴口岸客貨車「粵澳聯合一站式」車道,相關測試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數十輛測試車正有序進行「橫琴單牌車」內地電子標籤識別率測試。 拱北海關所屬橫琴海關技術科科長梁華振介紹,自5月份以來,已經協助開展了超12000車次測試,推動不斷優化電子標籤識別率。目前,電子標籤的識別率已提升至近99%。 據了解,新措施自實施日起,橫琴單牌車首次申請者無需再像以往一樣,既要在澳門新通達(為便利澳門居民辦理單牌車手續,粵方委託澳門公司辦內地電子標籤)安裝內地電子標籤(通關車卡),又要預約到澳門海關張貼通關電子標籤,機動車僅需在澳門新通達檢驗時同步安裝電子標籤,緊接著完成內地海關車輛備案及邊檢通行證籤發等手續後,即可駕駛車輛經橫琴口岸進出合作區,大幅縮短了申辦流程,節省了往返辦理時間。 對於已貼澳門海關電子標籤的單牌車車主,也無需移除澳方電子標籤。在澳門機動車入出橫琴資格確認函的有效期內,車輛仍可正常經橫琴口岸進出合作區。 參加測試的澳門居民李智盛介紹,以前辦理兩地標籤要跑2個地方,現在無需辦理澳門的電子標籤,在澳門新通達就可以辦理內地電子標籤,可以節省3至4天時間。內地電子標籤很靈敏,過關時「滴」的一聲就放行了,很順暢! 據了解,橫琴單牌車可入出合作區,為澳門居民在橫琴就業生活提供了便利。2016年12月20日,橫琴單牌車政策正式實施。在橫琴工作、生活的澳門居民和在橫琴投資的澳門商戶(含在澳門的境外商戶)所擁有的澳門非營運小客車可以入出橫琴,並僅限在橫琴行駛。9年來,經橫琴口岸入出合作區的單牌車配額逐步放寬,通行量逐年快速遞增,目前,橫琴單牌車在橫琴口岸客車通關總量中佔比超六成。 橫琴海關與澳門海關通過共用通關電子標籤,實現了「一標雙認」的創新實踐。這種通過技術手段達成跨境管理機制聯通,不僅簡化了車輛通關備案手續,更為琴澳一體化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推動琴澳兩地的交流與合作邁向新高度。 (總臺記者 黃東旭 趙菁)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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