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將對印加徵50%關稅 莫迪強硬表態
2025-11-29 10:03 5,159次浏览廣州日報訊 (全媒體記者章程 通訊員深法宣)不少人會提前訂好民宿，方便假期出行，但如果行程有變，需要退訂民宿，已經交的定金能退嗎？ 2024年春節期間，A公司向B公司預訂租用兩棟海濱民宿。雙方籤訂協議，約定租期為5天，租金為2.2萬元/天，A公司先行支付定金5萬元。協議約定，如因A公司自身原因致使預訂活動取消或延期的，該定金不予返還；如B公司收到定金後未保留場地，則應向A公司雙倍返還定金。 不料，因行程變更，A公司不再需要租用這兩棟民宿，於是告知B公司取消預訂，並希望B公司能退還部分定金，但B公司認為春節期間屬旅遊旺季，涉案兩棟民宿由於A公司的預訂已停止對外出租，A公司無故單方違約，B公司因此損失嚴重，不同意退還定金。A公司遂訴至法院。 深圳南山區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系定金合同糾紛。A公司與B公司籤訂的協議合法有效，雙方均應依約履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定金數額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超過部分不產生定金的效力；給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無權請求返還定金。 本案中，案涉協議系因A公司單方取消導致合同無法繼續履行，故B公司有權沒收定金。但鑑於協議約定的定金5萬元已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故法院認定，B公司有權沒收A公司定金2.2萬元(11萬元×20%)，超出部分的2.8萬元不發生定金的效力。 法院認為，涉案協議的民宿預訂期間為春節假期，正值海濱民宿這類特殊標的物的消費高峰期，B公司因A公司單方取消預訂導致的損失，實質上是民宿在原預訂期間的空置損失。B公司於2024年1月26日收到5萬元後即對涉案民宿房源予以鎖定並關閉出租通道，而A公司在2024年2月5日才告知B公司取消預訂涉案民宿，此時距離原預訂入住日期僅剩幾天，兩棟民宿是整體預訂，短時間內無法再整體全部訂出。據此，結合民宿春節假期的預訂特點、涉案民宿預訂單價以及整體預訂等因素，法院對於B公司有關其損失超過法定定金上限2.2萬元的主張予以採信。 故法院綜合協議實際履行情況，酌情認定由B公司在剩餘2.8萬元中，再收取1.8萬元作為其損失賠償款，故判決B公司最終退還A公司1萬元。該判決目前已生效。 法官說法：定金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兩成 經辦法官表示，定金是當事人為確保合同履行，由一方在合同訂立時或訂立後至合同履行前，按照合同標的額的一定比例，預先給付對方一定數額的貨幣。定金作為一項普遍適用的金錢擔保，其在促進當事人誠信履約、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定金合同屬實踐合同，自實際交付定金時成立。在經濟活動中，定金的擔保功能主要通過定金罰則的適用來實現。定金具有雙重擔保、雙向懲罰的特點，即給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無權請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應當雙倍返還定金。 為平衡當事人的權益保護及提升交易效率，法律對定金數額亦進行了一定限制，即定金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但如果定金不足以彌補守約方合理損失時，守約方亦可請求違約方賠償超過定金數額的損失。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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