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何瑞琪 通訊員徐潔芹、李劍鋒 近期,由白紋伊蚊傳播的基孔肯雅病毒在多地點狀散發,清除蚊蟲孳生地、使用殺蟲劑等是目前防控傳播的常見方法。 在廣州市黃埔區一座不起眼的辦公樓內,「蚊子工廠」正開足馬力,周產500萬隻「絕育雄蚊」,以生物技術阻斷蚊媒繁衍鏈,成為阻擊基孔肯雅熱的生物尖兵。這一顛覆傳統的「以蚊治蚊」技術,正構築起了一道獨特的生物防控屏障。 「以蚊治蚊」優勢顯著 在廣州威佰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威佰昆」)的生產基地,偌大恆溫恆溼的實驗室中,數百萬蚊卵在營養液中沉浮如細密米粒,自動化機械臂精準分揀蛹蟲,自動蚊蛹雌雄分離機篩選出雄蛹,誤差率低於0.5%,最終羽化得到的雄蚊誤差率低於0.3%。 眾所周知,蚊子在吸食人血的時候順帶傳播病毒,而只有雌蚊會咬人、能吸血,雄蚊不叮人也不吸血。換言之,雄蚊對人類是無害的。那麼,只要在源頭上控制住雌蚊的數量,便能很大程度上控制住疫情。 「『以蚊治蚊』的策略主要是減少白紋伊蚊的數量,技術的核心,是利用沃爾巴克氏體與蚊媒的共生關係。」廣州威佰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技術總監龔君淘介紹,「我們培育出來的蚊子是『益蚊』,也叫『絕育雄蚊』,當攜帶沃爾巴克氏體的雄蚊與未攜帶該菌的野生雌蚊交配時,由於胞質不相容現象,所產的卵不能正常發育,無法孵化出幼蚊。」 威佰昆首先篩選出穩定攜帶該菌的雌蚊,建立種群,大規模繁育後,再將數十萬計攜帶菌株的雄蚊定期釋放到目標區域。由於雌蚊一生通常只交配一次,一旦與「絕育雄蚊」結合,其產卵便宣告無效。這就意味著,只要經過幾代持續釋放,目標區域的蚊子種群數量會大幅減少,實現種群壓制,從而達到控制蚊媒傳染病的目的。 相較於傳統化學的弊端,「以蚊治蚊」技術優勢顯著:技術高效、生物安全風險極低、綠色無汙染。「最大特色在於精準靶向。」龔君淘強調,「白紋伊蚊是登革熱、基孔肯雅熱的主要傳播者,我們的『絕育雄蚊』僅攻擊同種蚊,不傷及其他昆蟲和天敵,能有效維護生態平衡。」 6—8周內壓制率高達80% 自2015年以來,該公司的「以蚊治蚊」技術已在全國多個區域進行釋放試驗。 在白雲區江高鎮峽石村,這個團隊運用「以蚊治蚊」技術防控登革熱的傳播。按照每平方米釋放5隻「益蚊」的比例,採用滾地毯式釋放策略,每周兩次,每次在村民居住區全方位釋放約100萬隻沃爾巴克雄蚊。數據顯示,試點區域內蚊子密度顯著降低,村內白紋伊蚊的控制率常態化超過90%,7年未發生一例登革熱病例。 「我們團隊已建立了一套精密的釋放策略,一般來說,我們會按照大於5:1的比例釋放『絕育雄蚊』,也就是每發現1隻野生雌蚊,就釋放5隻以上『絕育雄蚊』,這樣能保證野生雌蚊與『絕育雄蚊』交配。」龔君淘說,一般情況下,通過該項技術三周內蚊子數量可減半,6—8周內野生蚊群密度能驟降80%以上。 如今,面對基孔肯雅熱的傳播威脅,「蚊子工廠」再次行動起來。據了解,威佰昆目前已具備每周生產500萬隻雄蚊的強大能力,為應對基孔肯雅熱提供強力支撐。除了應對此次基孔肯雅熱的防控,龔君淘也表示,下一步,將與基層組織合作,持續做好防蚊滅蚊的應急處置工作,同時也會與地方合作,進一步將「以蚊治蚊」工作列為常態化加以推進。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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