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擔心請假帶來「副作用」、影響職業發展,企業擔心被職工「鑽空子」、增加管理成本…… 屢上熱搜的痛經假如何「無痛」落地? 閱讀提示 痛經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雲南等20個省、市,在地方性規定中明確女性勞動者可以休痛經假,休息時間普遍在1~2天,最長為3天。然而,痛經假想要在更大範圍落地,還有諸多痛點待解。 近日,「多地明確女職工可休痛經假」的話題再上熱搜。 痛經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由原衛生部、全國總工會等5部門聯合頒布的《女職工保健工作規定》中明確:患有重度痛經及月經過多的女職工,經醫療或婦幼保健機構確診後,月經期間可適當給予1至2日的休假。 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雲南等20個省、市,在地方性規定中明確女性勞動者可以休痛經假,休息時間普遍在1~2天,最長為3天。 然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痛經假想要「無痛」落地,仍面臨一些痛點。 痛經並非小事 「中藥喝過,西醫也檢查過,但始終沒法根治,生理期第一天痛經會比較明顯。」張小雅就職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口腔醫院,一年大概有三四次,她的痛經症狀格外嚴重,「疼得渾身冒汗,幾乎站不住,不得不一天吃幾次止疼藥」。 新疆醫科大學第六附屬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盧霞解釋說,痛經是女性在經期或經期前後出現的下腹部疼痛、墜脹,並伴隨腰酸或其他不適症狀。一般分為原發性痛經和繼發性痛經,原發性痛經多見於青春期女性,主要與經期子宮內膜前列腺素含量過高有關;而繼發性痛經多見於育齡期女性,由盆腔器質性疾病引起。 「有了規定撐腰,請假時也能更加理直氣壯。」張小雅對痛經假充滿期待。 「無論是從醫學,還是人文關懷角度,設立痛經假都很有必要。」盧霞表示,痛經並非小事,對於原發性痛經嚴重或繼發性痛經急性期的女性來說,痛經帶來的疼痛往往會達到「無法正常工作」的水平,強制工作可能會加重不適,甚至引發暈厥等風險。 記者梳理發現,對於痛經假的適用工種和證明材料,各地政策並不相同。大部分省、市的痛經假適用於所有工種的女性,其中,上海、江西明確痛經假適用於從事高空、低溫、冷水、野外流動和國家規定的第三級體力勞動強度作業的女性,廣東、福建規定痛經假適用於從事連續4個小時以上站立勞動的女性,湖南明確痛經假適用於連續2個小時以上站立勞動的女性。多數省份需要女職工提供醫療機構證明,證明「重度痛經」或「月經過量」。 「對於因痛經來開病假條的患者,我們會根據她們的症狀進行醫學評估,結合患者描述,並參考其既往工作性質,判斷患者是否需要停止工作。」盧霞說。 「小眾假」落地難在哪 「先忍著疼痛跑去醫院開證明,然後再去公司請假,一通折騰才能回家休息,還是吃止痛藥省事。」在安徽一家公司上班的劉麗麗坦言,除了「覺得麻煩」,也擔心被同事吐槽「矯情」「嬌氣」。 記者採訪發現,一些女職工明明遭受痛經「折磨」,卻不敢請假,更多是擔心請這個「小眾假」會帶來「副作用」:「可能拿不到全勤獎,影響收入,還不如不請」「擔心給同事和領導留下偷懶的印象,影響未來職業發展」…… 對於痛經假,企業也有自己的難處。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春中春服裝有限公司生產車間內,300多名職工正在趕製一批訂單。「我們車間幾乎都是女職工,一次一兩個人請假還可以,如果人數太多,很可能影響正常生產。」該企業負責人李燕表示,在女職工佔比較大的中小企業,這是管理者的普遍擔憂。 採訪中,一些企業還擔心痛經假被「濫用」,如果職工「鑽空子」請假,會損害企業利益;還有的企業覺得在OA系統增加痛經假審批流程,可能增加管理成本。 記者注意到,對於痛經假是否帶薪,各地政策並不統一,這也增加了觸發勞動糾紛的可能。 此前,在北京職工馮某與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件中,雙方爭議點之一就是勞動者請痛經假當天的工資被剋扣。最終,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根據《北京市實施<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若干規定》中第九條第二款,「女職工患痛經,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生產的,經醫務部門證明,可以在經期休息一天,算作勞動時間」的規定,判決公司支付勞動者痛經假當天的足額工資。 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民商法系主任、副教授阿梅娜·阿布力米提表示,目前各地對於痛經假的規定多是地方性法規,多屬於倡導性條款,法律位階低,缺乏強制力。現實中,痛經假也可能因為難證明、職場性別歧視、企業規避等原因,讓女職工「有假難休」。 保障女職工健康權益 如何讓痛經假「無痛」落地? 「痛經假是對女性勞動者的特殊保護,除了在立法層面加強法律約束力,也要在開具醫療證明和請假審批的流程簡化方面進行嘗試。」在山東奮飛律師事務所律師謝金東看來,痛經假想在更大範圍內落地,仍需要在現實層面進行探索,進一步增強女職工請假的安全感。 改變已經在一些企業發生。2024年,河北一家金屬製品公司將痛經假納入年度福利,明確「女職工在生理期可以申請1次1天帶薪休假」,並簡化請假流程,明確「原則上需提前1天向部門負責人申請,如特殊情況,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可當天申請」。 「落實痛經假也需要考慮企業的用工成本。」阿梅娜·阿布力米提建議,對落實痛經假的企業在政策支持方面予以傾斜,比如,通過財稅優惠分擔企業帶薪落實痛經假的壓力,或按女職工比例給予一定社保補貼,也可以考慮對將痛經假納入職工健康管理模塊的企業進行表彰。她還建議,從社會層面打破「月經羞恥」。 在上海蘭迪(烏魯木齊)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慧霞看來,痛經假落地的挑戰在於如何平衡女職工健康權益與企業的實際管理需求,並有效防止因此加劇職場性別歧視。「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執行的靈活性、監管的有效性以及職場文化的包容性,當這些方面協同推進,痛經假才能真正成為惠及女職工、促進職場公平的有力保障,而非引發爭議或阻礙女性職業發展的負擔。」 「痛經假應該成為女性職業路上的『溫柔支撐』,它既是對女性生理需求的尊重,也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王慧霞說。 本報記者 馬安妮 吳鐸思《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4日 06版)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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