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副主席陳星鶯：民革開展各類抗戰紀念活動有三方面經驗
2026-03-01 19:35 4,317次浏览來自網絡平臺數據顯示，8月11日中午11時，上海出品的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累計票房已突破5.74億元，超過《大魚海棠》的5.73億元，成為中國影史上國產二維動畫電影票房冠軍。同時這部電影在豆瓣拿下8.6的評分，隨著口碑發酵，票房還有望超越日本動畫電影《鈴芽之旅》，成為中國影史二維動畫電影票房冠軍。電影裡的「浪浪山」在哪裡？一些喜歡旅遊的觀眾看完會心一笑，「浪浪山」的山，是山西的山。電影中不少場景能在古建築大省山西找到原型：牆上題著醒目「莊嚴」二字的大同渾源永安禪寺、窗戶如兩隻大眼的太原晉祠水鏡臺、有著蓮花瓣一般開口的五臺山佛光寺祖師塔……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讓《浪浪山小妖怪》有了底氣。這樣的底氣絕不是簡單地將歷史文物「複製粘貼」至大銀幕上。在動畫影視紛紛動用各種最新軟體卷「建模」的當下，《浪浪山小妖怪》組建超600人的製作團隊，打磨1800多組鏡頭，製作2000多張場景圖，將中國傳統繪畫的筆墨意境融入電影鏡頭的光影空間感，「讓筆墨去構造鏡頭，而非用鏡頭去表現筆墨」。比如小豬妖的兩顆獠牙的弧線，是花了大工夫才保留住的手繪感。這樣的畫風讓不少觀眾想起童年夏天看國產動畫的場景，情懷分拉滿。這樣的風格能在上美影過去出品的許多優秀動畫電影中找到脈絡：《小蝌蚪找媽媽》《山水情》《大鬧天宮》《哪吒鬧海》……無不是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創新不是無源之水，惟有基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才能立住。誠如製作方所言，「在創作上堅持國風，是對中國動畫傳統與前輩經典的傳承；唯有立足本土，才能生出真正屬於自己的創新。」難怪也有人說，「浪浪山」在上海。不僅因為這部電影是實打實的上海出品，更因為這部電影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了故事表達，從經典故事出發傳遞出當代精神，這樣的創新頗具上海風格。隨著青年一代「血脈覺醒」，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都在向傳統文化尋找靈感，紛紛在服裝、造型、道具場景等方面發力，宣稱「回歸傳統」「還原歷史」，但一些作品無論故事架構還是價值觀念都相當陳腐，脫離當代觀眾真實生活，被觀眾放棄也是必然。近年來票房、收視率連連下跌的各類「仙俠劇」就是明證。小豬妖積極正向，蛤蟆精保守投機，猩猩怪是社恐，黃鼠狼精則是個強忍的話癆……儘管同樣脫胎於神話故事，《浪浪山小妖怪》的角色性格鮮明，讓許多年輕觀眾看到的是自己和身邊人。主人公小豬妖沒能獲得大王洞的「編制」，還在搞砸大王交代的任務後組團假冒「西遊取經」……看似天馬行空的故事卻緊扣當下生活，觀眾在虛構的角色中照見自己，因此共情、感動甚至破防。例如片中小豬妖為了得到妖怪教頭賞識，竟然用一身鬃毛肉身刷鍋，讓不少觀眾聯想到職場內卷。正如導演所言，片中許多笑點、淚點，都來自生活。「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惟有紮根於生活的文藝作品，才會具有能量和感染力，予人啟迪。或許，「浪浪山」其實也在每一個人心裡。關於《西遊記》相關的故事有很多，但《浪浪山小妖怪》第一次把視線聚焦到那些在書中和其他影視作品中一筆帶過的「背景板」人物，正如電影的英文名「Nobody」。如果不能成為孫悟空一樣能翻天覆地的大英雄，人生是否還值得認真對待？影片的主旨，映照當代人的心理困境，角色的行為，予人啟發。主角團出發之時，摻雜著各自的衝動和對現實的無奈，但在一路「升級打怪」過程中，他們磨礪意志、修煉心性，感悟「要是見死不救，取經又有何用？」影片中小妖怪們經歷悲壯的戰鬥，終究沒來得及說出自己的名字。但那又如何，身為「無名之輩」的他們，卻切切實實地改變了受助人的人生。這樣的凡人善舉，在生活中同樣很多：不太會遊泳卻勇救溺水者的大學生、安撫情緒崩潰外賣員的爺叔、跟出走學生聊天的一線交警……凡人微光，點亮生活，彼此傳遞。這世界最動人的，不僅在於少數不平者耀眼的成就，也在於平凡如小妖怪一般的你我，願意在某一刻為彼此照亮。一部電影傳遞出的美、真、善，才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主創曾表示，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勇敢邁出第一步，「即使沒有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裡的本領，那踉蹌幾裡地也值得被歌頌」，重要的不是終點，而是在路上——正如影片結尾所說：「敬每一個勇敢出發的自己！」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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