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颱風「楊柳」影響 部分進出海南島列車停運
2025-11-17 03:02 7,178次浏览司法部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共有仲裁機構285家，仲裁員6萬多名，其中境外仲裁員3400多名，2024年辦理涉外仲裁案件4373件，涉外標的額1978億元，為促進國際經貿往來、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仲裁是國際通行的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在服務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自2022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海南開展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試點以來，成效日益凸顯。 北京仲裁委員會秘書長姜麗麗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5年來，北京仲裁委員會受理的案件量總計5萬多件，涉案標的額總計5200多億元。自成立以來，案件當事人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累計達72個」。目前，北京仲裁委員會的現任仲裁員共有1179人，其中港澳臺地區和外籍仲裁員佔比約30%。據《2025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顯示，北京躋身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第四位，實現歷史性突破。 海量案件是推動我國仲裁快速發展的因素之一。以北京仲裁委員會為例，2024年受理案件數量是14060件。在境外仲裁地受理的案件中，中國企業也佔據了較大比例。姜麗麗說，「國際最受歡迎仲裁地的前四名中有三名來自亞太地區，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的經濟體量已經發展起來，仲裁服務業必然要跟進。我國走出去的企業多，與國際企業發生的經貿聯繫多，仲裁服務的需求自然增多，就把國內的仲裁服務『託』起來了」。 輸入案件爭議金額，選擇仲裁案件類型，點擊計算模塊，屏幕上就出現了立案費、仲裁費預計數額，當事人還可在線選擇仲裁員。在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白玉蘭廣場8樓的北外灘國際法律服務港，當事人可享受一站式法律自助服務。服務港已發布臨時仲裁指引，為國內外商事主體提供高效率的糾紛解決方案。作為航運中心城市，上海每年產生大量的海事領域仲裁案件，但當前全世界海事領域90%以上的臨時仲裁案件都是在國外仲裁地受理。推出臨時仲裁服務，既適應企業需求，又增強了我國在該領域的話語權。「臨時仲裁不像機構仲裁那樣有專業助手，那麼誰為仲裁員提供基本的文本翻譯，誰來提供基礎設施服務，這就需要我們提前布局，為臨時仲裁業態的成長壯大做好準備。」虹口區司法局副局長周浩說，他們正在布局與臨時仲裁相配套的設施和人才隊伍。 與信息技術的緊密結合是我國仲裁服務業的顯著特徵。2024年，深圳國際仲裁院實現100%線上立案，電子送達超過16萬次，同比增長63.46%；線上開庭案件4709宗，同比增長41.03%。 在數字經濟等領域，我國已參與國際仲裁規則的制定。例如，關於大宗貨物的電子倉單爭議，在申請仲裁時往往找不到充足的案例參考。而我國每天都在產生大量的大宗貨物電子倉單，能夠為相關仲裁規則的制定提供鮮活素材。北京仲裁委員會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觀察員，深度參與數字經濟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姜麗麗介紹，「我們『自帶乾糧』參與規則制定工作，因為我們有處理相關類型案件的能力，有豐富的經驗積累，有些領域只有中國和美國有充足的樣本，所以特別受歡迎。這些仲裁規則制定後會在全球應用，為全球相關交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衡量仲裁機構公信力的關鍵指標是仲裁員的廣泛代表性。在仲裁員隊伍建設方面，北京、上海、廣東、海南等地都體現出高度的開放性。上海市仲裁機構名冊中，共有898名來自全球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仲裁員，具有境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仲裁秘書佔比達46%。海南國際仲裁院聘任1357名仲裁員，其中境外仲裁員佔比近三分之一，分布在40個國家和地區。廣州仲裁委在冊仲裁員2152人，覆蓋51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仲裁員佔比11.52%。深圳國際仲裁院在冊仲裁員2078名，覆蓋129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仲裁員佔比35.12%。廣州、深圳兩家仲裁機構2024年參與審案的境外仲裁員超過700人次。依託具有廣泛國際認受性的仲裁員隊伍，中國仲裁裁決正在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得到執行。 據了解，司法部將聚焦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深化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持續完善有中國特色、與國際通行規則相融通的仲裁制度規則，提升我國仲裁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可以預見，中國仲裁服務將以更加昂揚穩健的姿態走向世界。(經濟日報記者 劉 亮)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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