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樂際主持召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八次委員長會議 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9月8日至12日在京舉行
2025-10-25 02:25 7,869次浏览咖啡廳，現在成了不少人處理工作，休閒聊天的場地，但有人專門盯著這些地方下手盜竊筆記本電腦等貴重財物。在北京海澱警方偵辦的一起案件中，男子作案後還三次更換衣物，企圖混淆視線。 事發當日下午，市民王女士在北京市海澱區一家咖啡廳辦公。因臨時接到電話，她起身走到門口接聽，將筆記本電腦和一副價值千元的耳機留在桌上。可返回時，桌上的物品已不見蹤影。確認被盜後，王女士於次日到派出所報案。 男子舉止可疑 坐在角落四處觀看 公共場所視頻顯示，當天下午，一名戴著墨鏡和口罩、穿著印有1977圖標上衣的男子出現在這家咖啡店內，坐在王女士身旁的座位。 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田村派出所民警 蘇皓：他先是坐在大廳，大廳用電腦的人特別多，但人挨人比較密集，他沒有辦法下手。於是他後面選擇了咖啡館裡比較偏僻的角落，一直坐著，沒有叫任何吃的喝的，但店員覺得咖啡店這種人太多了，也沒有注意。 當時王女士專注於用電腦辦公，並沒有察覺這名在室內仍戴口罩、墨鏡的男子有什麼異常。「嫌疑人充電玩手機，動作很輕微，時不時歪一下頭，奔事主這邊。」民警介紹。 見王女士起身離座，該男子緊隨其後，確認王女士出門接電話後，迅速返回。左右張望一番，便對王女士桌上的物品動了手，他戴著手套，把電腦、耳機放在手提袋裡後拎走。 嫌疑男子進入衛生間後消失 怎麼回事？ 然而，當警方試圖通過公共場所視頻追蹤嫌疑人的逃跑路線時，卻遇到了難題，視頻畫面中竟然找不到這個穿著1977圖標上衣的男子進出商場的畫面，嫌疑人仿佛人間蒸發了一樣。 作案後，男子最後消失的畫面是進入了衛生間。民警將同時段所有進出衛生間的人員，進行比對，發現一名穿著黑色西裝的男子，跟嫌疑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進入商場後換裝 盜竊得手後再換回 反覆比對後，警方終於理清頭緒，嫌疑人並非真的消失，而是穿著黑色西裝進入商場，隨後去衛生間換上1977圖標的上衣，再前往咖啡廳伺機作案，盜竊得手之後，再次前往衛生間，換回黑西裝，離開商場。 將盜竊物品存入儲物櫃 再次換裝後取走 警方順著線索繼續追蹤視頻，發現該男子又換回1977圖標上衣，來到附近一家超市，將盜竊物品藏進儲物櫃後便在一旁暗中觀察。 直到當晚超市臨近關門，嫌疑人換了一身胸口帶紅標的黑色休閒裝，才到儲物櫃取出盜竊來到物品。 精心策劃三次換裝 專在咖啡廳尋找目標 儘管嫌疑人精心策劃了換裝計劃，進行了三次換裝，但警方通過對他的體態、步態和隨身物品的細節分析，最終鎖定了一名有盜竊前科的男子周某。 民警蘇皓介紹，警方通過鞋、走路的姿態，還有某超市的白色購物袋，辨認出三次變裝是同一個人。他本人有過兩次的盜竊前科。 在掌握充分證據後，民警在周某的暫住地將其控制，當場起獲了王女士被盜的筆記本電腦和耳機。 經審訊，周某對盜竊事實供認不諱，目前，嫌疑人周某因涉嫌盜竊，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據周某交代，自己因長期無業，便重操舊業，專門在咖啡廳、圖書館等場所尋找作案目標。 針對此類案件，警方提示，在公共場所務必提高防盜意識，保護好自己的財物。畢竟，防範勝於補救，安全意識的提升才是避免損失的關鍵。(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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