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法發布案例 規範涉企行政強制
2025-12-07 09:39 1,513次浏览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走進長寧區華陽路街道第三綜合網格的陶安小區，抬頭望去，湛藍天空下是整潔的樓棟外牆，清風拂過帶來陣陣愜意。誰能想到，這個清爽敞亮的售後公房小區，三個多月前還被密密麻麻的架空線纜纏繞，如一張巨大的「蜘蛛網」橫亙在樓棟之間，既礙眼又藏著安全隱患。而這翻天覆地變化的背後，是一場治理困局的突圍。基層治理遭遇「九龍治水」困局陶安小區始建於20世紀90年代，10棟居民樓裡住著193戶近400位居民。「這『網』，我們盼著拆好多年了。」業委會主任胡錫祺提起曾經的「蛛網」滿是無奈。樓棟外牆上各類線纜盤根錯節，不僅成了視覺「牛皮癬」，風吹日曬後垂落的線纜更成了懸在頭頂的安全隱患。居民的抱怨早已通過「四百」大走訪傳到社區，但難題遲遲無解。「一根線背後牽扯著公安、供電、三大通信商等多個主體。」陶家宅居委會主任吳江遠坦言，過去社區想管卻沒抓手，只能挨個打電話請部門來現場，可往往是A說歸B管，B等C規劃，一圈溝通下來問題又回到原點。這種「九龍治水、各管一段」的治理碎片化，讓「蛛網之困」在小區盤踞數年。基層幹部大量精力耗在跨部門協調上，居民看著懸而未決的問題心有不甘，社區工作者也倍感乏力。直到黨建引領「多格合一」機制的推進，才為破解這一難題帶來轉機。 3號樓改造前 3號樓改造後聚合力，分散的「指頭」攥成有力的「拳頭」華陽路街道以「多格合一」為契機，打破條塊壁壘，構建「一核四維、力量融合」的網格運行新機制，陶安小區成為首批「試驗田」。「一核統領」吹響協同「集結號」。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擔任第三綜合網格長，啟動網格黨建聯席會議，依託「吹哨報到」機制召集長寧區房管局、公安分局、供電公司、通信運營商及街道相關部門、社區、物業、業委會等多方力量，在小區現場召開辦公會。「隔空對話」變「把脈會診」，很快達成「政府主導、多方協同、入管入網、清理收歸」的共識，過去分散的「指頭」攥成了有力的「拳頭」。社區幹部的角色也悄然轉變。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朱必贇不再疲於請示匯報，轉而成為監督員，直接對接施工方推進進度。網格站建立「問題處置清單」機制，通過「雙周一碰、一事一議」推動問題閉環銷號。同時，「四百」大走訪聚焦源頭減量，社區幹部從「救火隊」回歸服務本職，深入樓棟傾聽居民意見。工程方案形成後，居民區黨總支通過「陶粟鄰議事會」召開居民座談會，線纜走向、埋管位置、施工時間等細節全程聽取民意。一支由黨員、退休幹部、樓組長組成的「居民監督小組」每日巡查，既盯工程質量，又向居民答疑解惑，最終實現施工全程居民「零投訴」。5號樓改造前 5號樓改造後治理效能升級今年5月，陶安小區的「蜘蛛網」被徹底清除，地下管線統一排布，天空重歸清朗。這場「微更新」帶來的不僅是顏值提升，更彰顯了治理效能的「級數」躍升。小區的紅色業委會更是借「蛛網入地」行動，釐清矛盾、公開成本，推動物業費調價方案，贏得近八成業主支持，建立起「按質論價」的長效機制。數據顯示，第三綜合網格市民熱線萬人工單量從3月的20.64降至6月的1.97，降幅達90.46%，解決率和滿意率雙提升。基層治理從「救火隊」式被動應對，蛻變為「聯合艦隊」式主動作為。「現在我們敢直面難題了，背後有『一張網』支撐。」社區幹部們的狀態煥然一新，從「疲於奔命」到「遊刃有餘」，幹事創業熱情被極大激發。「以前覺得這事兒不可能解決，沒想到真辦成了！」居民的獲得感更為真切，一位在小區居住三十餘年的老人仰望著久違的清爽天際感慨，「天清爽了，心裡也亮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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