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無限的「村晚」、旋律悠揚的「村歌」、激情四射的「村舞」、 優雅靈動的「村T」……這些年,由各地村民自發創造、深度參與的鄉村文化活動大量湧現,成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表徵,彰顯了鄉村群眾旺盛的文化新需求。 遍布城鄉的文化館(站)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提供者,長期以來,它們服務鄉村的主要方式是組織舉辦文化活動、配送文化產品(如送演出下鄉)。不管是舉辦文化活動,還是配送文藝演出,主角要麼是文化館(站)工作人員,要麼是文藝院團的演員,鄉村群眾始終是被動的觀看者。如今,鄉村群眾有了新需求——不再滿足於在臺下觀看,更希望成為臺上的主角,這對文化館(站)的服務方式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鄉村群眾有自己舉辦文化活動的強烈意願,但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比如有的村民自己能唱會跳,但不懂策劃創意,也缺乏活動組織能力;有的村子雖然有一兩個文化能人,但「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無法在村子裡形成「自娛自樂」的文化生態。說白了,鄉村文化人才不足,制約了鄉村的文化造血能力。因此,具有專業優勢與體系優勢的各級文化館(站)應大力開展鄉村文化人才培訓,比如有針對性地開設「村晚」「村舞」「村歌」導演培訓課程,切實幫助鄉村文藝骨幹提升業務水平。同時,文化館(站)應牽頭挖掘培養一批鄉村文藝社團,發揮好文藝社團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帶動作用。過去,很多鄉村都有莊戶劇團,可眼下,隨著人員和劇目的「老齡化」,曾經風靡一時的莊戶劇團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恢復莊戶劇團有困難,那文化館(站)也應根據鄉村實際情況和村民們的興趣愛好,幫助他們儘快成立諸如秧歌隊、合唱隊、廣場舞隊之類的文藝社團。 除了文藝人才不足,缺乏舞臺也制約了鄉村文化活動的開展,抑制了鄉村群眾唱起來、跳起來、耍起來的積極性。以前春節期間,很多地方的農村都要鬧社火,村民們會把各自的絕活兒都拿出來,踩高蹺、舞龍獅、扭秧歌、跑旱船、打鐵花、耍腰鼓、騎竹馬,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那叫一個熱鬧!如今,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社火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這幾年,火出了圈的「村晚」成為很多鄉村群眾展示自我的重要舞臺,可「村晚」的覆蓋面仍然遠遠不夠,比如2024年全國「村晚」示範展示活動共舉辦 2萬餘場 ,而我國有超過49萬個行政村、200萬個自然村。各級文化館(站)應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儘可能多地搭建鄉村文藝平臺,為群眾提供展示才藝的機會。搭建文藝平臺,不一定非要鬧社火或辦「村晚」,而應根據實際條件因地制宜。比如,「越劇之鄉」浙江嵊州借鑑各地「村」字頭文化活動的經驗,連續三年舉辦「村越」(鄉村越劇聯賽),為當地農村越劇戲迷提供了難得的「登臺入戲」的機會。 鄉村品牌文化活動能夠提升鄉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擴大鄉村文化的影響力。幅員遼闊的疆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為各地鄉村文化品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各級文化館(站)要充分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策劃、文化品牌創意方面的專業優勢,聚焦在地文化資源,協助村民多策劃開展具有時代特點、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具體而言,在發揮鄉村群眾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應幫助不同村子找準定位,著力提升活動的辨識度和文化內涵。比如,繼「村超」「村BA」之後,在當地文化館人的精心策劃指導下,貴州「村T」也成功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成功吸引更多鄉村群眾參與到鄉村文化活動中。 截至今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3.22億人,農村地區網際網路普及率達69.2%。信息技術、網際網路傳播已成為鄉村文化創新發展的數字引擎。很多農村群眾利用短視頻、直播等記錄生活、展示自我,有的甚至當起導演、演員,拍起了微短劇。可是,不少農村群眾網絡素養不高、數位化技能不足——有的人辨別網絡信息真偽的能力不夠,有的人不會剪輯視頻,還有一些人甚至連智慧型手機都不會使用。幫助鄉村群眾提升數字文化生活質量,推動鄉村文化活動數位化,應成為未來文化館(站)服務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廣泛舉辦面向鄉村群眾的短視頻製作、新媒體運營培訓活動,指導鄉村群眾掌握手機拍攝、剪輯技能,鼓勵村民以「第一視角」創作分享鄉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幫助村民組建多種類型的線上鄉村文化社群,讓廣大村民足不出戶便能學習文化藝術,用數位化手段幫助鄉村群眾提升藝術素養和審美素養,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經驗分享。此外,文化館(站)還應持續推進「全國鄉村網紅培育計劃」,根據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的統一部署,著力培訓一批示範性強、影響力突出的鄉村網紅培育示範點,以點帶面,典型引領,助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 無論是開展人才培訓,還是搭建藝術舞臺,抑或是打造品牌活動,僅僅依靠文化館(站)自身力量遠遠不夠。文化館(站)要扮演好「資源連結者」角色,根據村民們的需求,想方設法把藝術家、藝術院校、文化企業等社會資源引入鄉村,因地制宜舉辦「鄉村文化合作社」,探索開展藝術家駐村、高校師生文化志願服務等活動。比如,陝西西安鄠邑區舉辦的「關中忙罷藝術節」,成功引入美術院校資源,將教育、藝術與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完美融合,成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 總之,舉辦鄉村文化活動,開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是為了喚醒鄉村群眾的文化自覺,讓鄉村文化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強化村民對鄉村文化根脈的認同感,引導他們將這種認同感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深層動力。這要求村民在鄉村文化活動中必須唱「主角」、站「C位」。文化館(站)應準確把握鄉村文化發展的時代脈搏,以更主動的服務姿態、更有成效的創新舉措,開展精準化服務,努力滿足鄉村群眾文化新需求,持續為鄉村文化振興注入力量。 (作者:王全吉,系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文化館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西周時期遺址,也是目前國內發掘時間最長、發掘規模最大、發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 自1945年被發現以來,琉璃河遺址歷經多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陸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編 者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車行約40公裡,再穿過一段田間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遺址城北發掘區。 「經過歷時約3年的勘探和發掘,我們發現了外城壕和外城牆,明確了琉璃河遺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根據外城壕的位置推測,城址規模由原來不到60萬平方米擴大到約百萬平方米。外城壕內堆積層多達12—16層,通過對這些堆積層的研究觀測,可以追溯外城從建設到廢棄的過程。」 反覆現場發掘證實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遺址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1945年8月,中國銀行派工作人員吳良才調研琉璃河水泥廠投資建設情況。途經董家林村,他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國考古學學者吳金鼎的影響,吳良才對考古很感興趣。他撿回一大包陶片,拿給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 看到陶片,蘇秉琦立即判斷可能是商周的東西。蘇秉琦曾說,「如果沒有吳先生的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琉璃河遺址的發掘。」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考古實習時,又想起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在他提議下,北大教授鄒衡帶領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劉李店、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聯合考古隊挖開幾條探溝,發現了些許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將這次成果寫進報告,發表於《考古》1963年第3期上。這是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後開展了5次大規模發掘。 「我1972年進入北大考古專業讀書,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參加田野實踐。」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回憶,當時他們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處透風的大廟裡,晚上睡大通鋪,點煤油燈照明。經過幾個月努力,都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趙福生說:「但鄒衡先生還是堅持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護好』。」 轉眼到了1973年春天,聯合考古隊再次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發掘。這一次,由於發掘範圍更大,幾年內,就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包括燕侯級的202號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貴文物。經過專家認定,基本確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的始封地。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隊員在1193號大墓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這個發現使大家倍感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除鏽工作,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其中最關鍵的5個字是:「令克侯於匽」,實證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為諸侯。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確認。 1995年,趙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隊領隊,對燕都古城的城址、宮殿區、祭祀區等進行了補充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天文推算、文獻、碳14測年等方法推斷,燕國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後,證實北京有3000餘年建城史。 多學科合作還原最早的「北京城」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 發掘現場,聚集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人員等,多學科合作在本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護方案、決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樣計劃。隨後開展的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機質殘留物分析、銅器溯源、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等,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碳14測年顯示,外城壕啟用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廢棄。外城的發現證實琉璃河城圈結構至少為雙重,改變了學界對西周燕都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識。這是西周封國遺址考古中首次發現雙重城垣,其城圈結構和城牆方向與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王晶認為,這說明西周時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國在城市設計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積層裡發現了8座祭祀牛坑。經過動物考古鑑定,這些牛大多在2歲半到3歲半之間,推測為祭祀用牲。 走進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標本室,一個個塑料盒中存放著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炭化植物種子。「我們要收集大量土樣,才可能選出少量植物種子。」考古隊員安妮娜介紹,要用浮選機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數顯微鏡判別品種。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為主,可見西周時期琉璃河一帶為較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 此外,琉璃河遺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繪」在一張圖上,建立遺蹟三維模型。基於三維測控網,在空間坐標系中準確記錄每個遺蹟的位置、大小和形狀。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遺址新收穫』的典型代表,其經驗值得推廣。」西北大學校長、考古學家孫慶偉說,3000多年來,北京從邊緣據點到大國首都,其發展歷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河遺址發掘研究的意義遠超一城一地。 零距離感受考古魅力,講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時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一批90後、00後考古隊員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介紹,「我們制訂了中長期規劃,將通過一系列多學科課題研究,破譯文明密碼,填補研究的空白。」 「考古發掘一旦開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態。」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經常一年到頭都沒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團隊仍然忙著整理髮掘記錄。經過院領導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鄉,沒過幾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雖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說:「當在土層中找到一個個歷史遺蹟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發掘,這些年輕的考古隊員還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向人們闡釋琉璃河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講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現場觀察土樣,記錄信息;走進模擬探方,挖掘文物復原品;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學習青銅製作工藝……作為北京公眾考古季的創新活動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數十組家庭受邀走進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零距離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遺址國際田野考古學校,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外國學生參與田野考古實踐、學術研修活動。作為考古學校的指導教師,安妮娜精心編寫了英文考古術語詞典。「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努力讓外國學生了解中國考古學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時我們也藉此機會了解國際考古學的新動態。」安妮娜說。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區聯合北京市文物局公開徵集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核心區建設規劃設計方案。未來,一座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考古遺址公園將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人們觸摸歷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場所。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大石河北岸,分布範圍約5.25平方公裡,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掘,對周初封燕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的「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體位置,還展現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樣子。它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稱之為北京「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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